為什麼讀經典(60)_卡爾維諾

六〇

　　因而，帕斯捷爾納克得以把抵抗運動納入這部小說，換言之，這個年代之於整個歐洲的年輕一代，就像1905年之于日瓦戈醫生那一代：那是所有道路的起點。值得指出的是，哪怕是在蘇聯，這個時期也保留了一個活躍的「神話」的價值，保留了與一個官方國家相反的真實國家的形象的價值。帕斯捷爾納克這部小說結尾時蘇聯人民在戰爭中的團結一致①也是現實，這現實是蘇聯青年一代作家的起點，他們回到這個起點，並拿它來對比抽象的、意識形態的系統化規劃，仿佛要肯定一個「屬於每個人」的社會主義②。

　　﹛①還有最後一節，其篇幅僅約莫一頁，寫我們的時代，帶有一點樂觀主義的誇耀，但它是勉強粘上去的，其語調有點甜膩膩，幾乎不像是帕斯捷爾納克寫的，或仿佛作者要向我們表明，他寫這頁時，一隻手被反綁著。——原注﹜
　　﹛②參見我關於涅克拉索夫《在家鄉》的文章，見於《埃伊納烏迪文訊》第五卷一、二月號合刊（1956年1—2月號合刊）。——原注﹜

　　然而，對真實性和自發性的這種訴求，是我們在老一輩的帕斯捷爾納克的思想與年輕一代的思想之間唯一能夠看到的聯繫。這種「為了每個人」的社會主義形象，只能建立在對革命所催發的新生力量的信心上。而這恰恰是帕斯捷爾納克所否認的。他宣稱並證明他不相信人民。在小說的推進中，他關於現實的概念的形成，愈來愈像一種道德性和創造性的理想，這理想建基於一種私人的、家庭中心的個人主義：人與他自己和鄰居的關係僅限於他的親朋好友的圈子（除此之外，在宇宙關係上，是與「生命」的關係）。他從未認同這樣一些階級，他們生來就有覺悟：他們錯誤和過度的行為受到歡迎，被當做主動覺醒之最初徵兆，被當做與抽象相反的、永遠孕育著未來的意義的生活之徵兆。帕斯捷爾納克的支持和同情僅限於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世界（就連身為工人之子的帕沙·安季波夫，也是讀書人，是一個知識分子），其他人都是小角色，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充數而已。

　　這方面的證據是他的語言。所有無產階級人物說話都一樣，都是俄羅斯經典小說中農民那種有點兒幼稚、土氣和古樸的嘮叨。《日瓦戈醫生》一個重複出現的主題是無產階級的反意識形態性質及其立場的含糊：各種各樣的傳統道德和偏見與無產階級所無法充分理解的歷史力量融合在一起。這個主題使帕斯捷爾納克可以描寫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例如季韋爾辛的老母親，她既抗議沙皇騎兵的進攻，也抗議革命的兒子；或廚娘烏斯季尼婭，她與克倫斯基政府的政委針鋒相對，為聾啞人的奇跡的真實性辯護），其高潮則是全書最陰森的幽靈——遊擊隊裡的巫婆。不過，這時我們已來到另一個高潮：隨著內戰的步伐加快，這種粗魯的無產階級的聲音亦愈變愈響，最後只剩下一個名字：野蠻。

　　當今世界所固有的野蠻，是當代文學的重大主題：現代敘述作品淌著我們這個世紀目擊的所有大屠殺的血，它們的風格往往帶有洞穴塗鴉的直接性，它們的道德目標是透過犬儒主義、冷酷和殘忍來重新發現人性。我們把帕斯捷爾納克置於這一文學脈絡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內戰時期的蘇聯作家實際上都屬於這一脈絡，從肖洛霍夫到早期的法捷耶夫。但是大多數當代文學中，暴力被當做某種我們必須經歷的東西來加以接受，以便在詩學意義上超越它、解釋它和把它從我們身上清除出去（肖洛霍夫傾向於使它合理化和崇高化，海明威把它當成一種男子漢的試驗場來面對，馬爾羅把它美學化，福克納把它神聖化，加繆使它的意義變得空洞），但是帕斯捷爾納克僅在暴力面前表示不安。我們是否應該向他敬禮，把他當做一位本世紀從未有過的非暴力詩人？不。我不會說帕斯捷爾納克通過他本人對暴力的拒絕來寫詩：他帶著某個必須太經常目睹暴力、某個只會不斷談論一次次的殘忍事件的人那種憂心忡忡來記錄暴力，一次次記錄他的異議，他自己作為局外人的角色①。

　　﹛①內戰的苦難使我想起帕維塞的《雞叫之前》。第二篇小說《山上的房子》1948年發表時，在我看來似乎含有某種無奈的語氣；但是如今重讀它，我認為帕維塞這篇小說在道德良心與歷史結合的道路上，走得比任何人都要遠，更有甚者，這個領域幾乎總是其他人的專利，是那些以神秘和超驗的觀念看世界的人的專利。（譯注：意為帕維塞是現實主義者，這個領域原不是他的屬地，但他一涉足就挖得更深。）我們在帕維塞的作品中也看到對那些死得不明不白者所流的任何血懷著一種驚恐的同情，哪怕是敵人的血；但是，一如帕斯捷爾納克的同情是人與其鄰居的神秘關係這一俄羅斯傳統的最新體現一樣，帕維塞的同情也是影響西方文化極深的斯多噶式人文主義傳統的最新體現。在帕維塞的作品中我們還發現自然與歷史，但它們是對立的：自然是包含著童年各種最初發現的鄉村，它是完美時刻，它在歷史之外，它是「神話」；歷史則是「永不會終結」的戰爭，是「應更深地紮入我們血中」的戰爭。像日瓦戈一樣，帕維塞筆下的科拉多不是一位想回避歷史責任的知識分子：他住在山上是因為那座山永遠是他的山，相信戰爭與他無關。然而，戰爭總是帶著其他人、帶著歷史來佔據自然世界：疏散、遊擊隊。大自然也是歷史與血，無論他把目光投向哪裡：他的逃避是一種幻覺。他發現就連他以前的生活也是歷史，有他自己的責任和弱點：「每個死去的人，都像活著的人，並要求他對此負責。」人積極介入歷史，源自於這樣一種必要性，即要使人的流血征途變得有意義。「在使他流血之後我們必須把血止住」。人的真正歷史承擔和公民承擔就在這「止血」中，在這「對此負責」中。我們無法站在歷史之外，我們無法拒絕盡我們所能做點事情，以便給世界留下一個合理和人性。﹜

　　事實依然是，儘管迄今為止我們看到《日瓦戈醫生》也表現我們關於現實的理念，而不僅僅是作者自己的，但是小說在記敘日瓦戈長期被迫與遊擊隊生活在一起時，遠遠沒有擴展至更廣闊、史詩式的維度，而僅把自己局限于日瓦戈—帕斯捷爾納克的觀點，其詩學張力也下降。我們可以說，直到從莫斯科至烏拉爾的意義深遠的旅程為止，帕斯捷納克似乎想探討一個包攬一切善惡的世界，表現牽涉其中的所有方面的誘因；但是在那次旅程之後，他的視域變成單面，僅僅是堆砌事件和負面裁判、一系列暴力和殘忍。作者突出的黨派偏見必然誘發我們作為讀者的黨派偏見：我們再也無法把我們的美學判斷與我們的歷史或政治判斷區別開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