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59)_卡爾維諾

五九

　　革命是帕斯捷爾納克基本詩學神話的重要時刻：自然與歷史融為一體。在這個意義上，小說的核心——小說在風格上和思想上達到高峰的位置——應是第五章，也即1917年在到處是窮街陋巷的醫院小城梅留澤耶夫的那些革命的日子：

　　昨天我參加晚間集會。一次非凡的奇觀。俄羅斯母親在活躍起來，停不了；她在走著，不知道她在哪裡；她在說話，不知道如何表達。說話的不只是人。樹林和星星相會，在說話；夜間的花朵在沉思，石砌的房子在舉行集會。（5.8，C169）

　　在梅留澤耶夫，我們看到日瓦戈享受著一段快樂時光，交織著革命生活的熱情和他與拉拉在一起（仍只是暗示）的詩情畫意。帕斯捷爾納克在一段有關夜間噪音和氣息的美妙描寫中（第五章第七節）傳達了這種心境。在這段描寫中，自然與人類的嘈雜混合在一起，就像在維爾加①小說中特雷紮村的房子裡；故事鋪展開來，而不需要發生任何事情，完全由生存的各種事實之間的關係構成，就像契訶夫那篇成為眾多現代敘述作品之原型的小說《草原》。

　　﹛①意大利現實主義小說家。——譯注﹜

　　但是帕斯捷爾納克所說的革命是什麼意思？這部小說的政治意識形態，已在那個關於社會主義是真實的王國的定義中概括了，它是作者通過他的主人公之口，在1917年說出的：

　　大家都重新振作、再生，到處都是改革、劇變。可以說，我們每個人身上都發生了兩場革命：一場是我們自己、個人的革命；另一場是整體的革命。社會主義在我看來就像一個大海，所有這些單一、個人的革命都必須像小溪那樣流入它，那是日常生活的大海，每個人的真實性的大海。我說的是生活的大海，是你在畫中見到的生活，是天才們所理解的生活，是通過創造而豐富起來的生活。不過，今天人們已決定不再通過書本來體驗生活，而要在自身中體驗；不是在抽象中，而是在實踐中。（5.8，C169）

　　這是一種我們在政治術語中所說的「自發性」的意識形態：而我們也很清楚接下去的幻滅。這些話（以及日瓦戈歡呼布爾什維克在十月奪取政權時所說的那些過度文藝腔的話）在小說中多次被痛苦地證明是錯的，但這不要緊：它的正極依然保留著對那個由真實的生命構成的、在革命的春天中被瞥見的理想社會的嚮往，即使對現實的描寫已愈來愈強調那個現實的負面特徵。

　　在我看來，帕斯捷爾納克對蘇聯共產主義的拒絕，似乎是朝著兩個方向推進：反對內戰釋放出來的那種野蠻和殘酷無情（我們還要回到這個主題，它在小說中起著重要作用）；反對那些使革命理想凍結的抽象理論和官僚空話。這第二個爭辯最使我們感興趣，不過它並非通過對人物、情景或意象的客觀描寫來達到的①，而僅僅是通過偶爾的反思。但毫無疑問，真正的負極就是這個，無論是明說或暗指。日瓦戈在不大情願地與遊擊隊生活了幾年之後，重返那個烏拉爾小鎮，看見牆壁貼滿海報：

　　﹛①事實上，我們從未能面對面看清共產黨。那位有毒癮的遊擊隊指揮官利韋裡並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關於安季波夫老頭和季韋爾辛，那兩個如今變成布爾什維克首領的老工人，著墨不少，但是作者從未告訴我們，他們如何生活，他們想些什麼，為什麼他們在小說開頭是如此優秀的革命工人，如今卻變成官僚魔鬼。還有尤裡的弟弟葉夫格拉夫·日瓦戈，他似乎是一個有一定權威的共產黨員，一個「解圍人物」，他時不時就從他那神秘的權威的天堂突然降臨：他是誰？他是幹什麼的？他想些什麼？他的意義何在？帕斯捷爾納克人物豐富的畫廊，也有這樣一些空畫框。——原注﹜

　　這是些什麼文字？一年前的？兩年前的？在他的生命中，他一度被這種無可辯駁的語言所鼓舞、被這種直線的思想所振奮。是不是可以說，他必須為他那放肆的熱情付出代價，這代價就是，如今在他的餘生中，他前面一無所有，除了那些在多年來沒有變化的喊叫和要求，事實上隨著時光流逝，這些喊叫和要求愈來愈無生氣，愈來愈難以理解和抽象？（13.3，C444）

　　我們不可忘記，1917年的革命熱情實際上源自對一個「抽象」時期的抗議，那個時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爭是生命中一次人為的中斷，仿佛我們可以推遲哪怕是一刻鐘的存在：多麼荒謬的想法！革命幾乎是在無意中爆發的，像一聲壓抑得太久的歎息。（5.8，C169）

　　（我們可以輕易地就從這些句子中——我相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寫的——看到帕斯捷爾納克在探究更為新近的痛點。）

　　在抽象占統治地位的背景下，有一種對現實、對「生活」的渴求，這種渴求彌漫於全書。這種對現實的渴求使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成「相對於被抽象支配的非人性力量而言已算是某種積極的東西」來迎接，因為它有「真實的恐怖、真實的危險和真實的死亡威脅」（15.2，C583）。在「尾聲」中（它正好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瓦戈醫生》——就像它所屬的那類異化小說——再次搏動著介入的激情，這種介入曾是小說開頭的活力所在。在這場戰爭中，蘇聯社會再一次變得真實，傳統和革命再一次並肩出現①。

　　﹛①在這些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篇幅中，還間接地、遙遠地出現書中唯一「正面的共產黨英雄」：一個女人（見第十六章第二節）。她是（我們從第十五章第七節另一次簡短的指涉中得知）一位神甫（一名吉洪諾夫分子）的女兒。她還是小孩的時候，為了清除父親坐牢這一恥辱，她成為「在她看來是共產主義分子中最不可疑的人的熱情而幼稚的追隨者」。戰爭爆發時，她親自空降到納粹前線的背後，執行一次英雄式的遊擊隊任務，最後被絞死：「他們說，教會把她當成聖徒。」帕斯捷爾納克是不是試圖告訴我們，俄羅斯的古老宗教繼續活在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中？如此把兩種態度並置，如今已不新鮮；而對我們這些擁戴完全世俗的共產主義的人來說，這有點難以接受。不過，小說儘管僅以寥寥數行提及赫裡斯京娜·奧爾列佐娃這個故事，但在我們的記憶中，它那語調立即與《（意大利及歐洲）抵抗運動烈士書信》的語調聯繫起來——事實上這語調在人性態度方面是一致的，儘管存在於不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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