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58)_卡爾維諾

五八

　　帕斯捷爾納克從俄羅斯和蘇聯前衛運動那些血腥歲月中，保留了對未來的嚮往，保留了對歷史如何締造的滿懷感情的探問；而他寫了這樣一本書，它像一顆來自一個現已終結的偉大傳統的晚熟的果實，這果實在其孤獨的旅程終結時抵達我們這裡，而且竟然成為一本與現代西方文學那些較重要的作品同時代的書，並含蓄地對後者表示贊許。

　　事實上，我相信在今天，一部建構得「如同在十九世紀」、其情節跨越數十年、以大量篇幅描寫社會的書，必定要有一種懷舊、保守的視域。這就是我不同意盧卡契的眾多原因之一：他的「前景」理論可以掉轉過來反對他自己最喜愛的類型。我相信，我們時代是具有自傳式記述性質的短篇小說或中篇小說的時代，這並非偶然。今天，一部真正的現代敘述作品，只能把其詩學力量傾注於我們生活其中的時代（不管是什麼時代），揭示這時代作為一個決定性和無限重要的時刻的價值。因此，它必須是「在當下」，在我們眼前鋪開情節，像希臘悲劇那樣保持時間和行動的一致性。相反，今天如果有誰想寫一部「史詩式」的小說，除非這是純屬修辭意義上的小說，否則這部小說的詩學張力就必須落在「過去」①。帕斯捷爾納克也是這樣，但不盡相同：在歷史方面，他的立場很難輕易簡化成這類簡單的定義；他的小說也不是一部「舊式」小說。

　　﹛①哪怕在十九世紀，如果我們細心些看，會發現使偉大小說的摹擬變得活靈活現的，也是對過去的緬懷，但那是一種對現在持批判性的、甚至革命性的態度的懷舊，就像馬克思分析巴爾紮克和列寧分析托爾斯泰時所清楚表明的。——原注﹜

　　就技術而言，把《日瓦戈醫生》放置在二十世紀對小說的解構「面前」，是沒有意義的。要解構它，有兩種主要方法，兩種都見於帕斯捷爾納克這本書裡。第一是把現實主義的客觀性打碎成一種感覺的直接性，或打碎成一種難以觸摸的記憶的塵雲；第二是把情節變成情節本身的技術部分，以它自身的價值來考慮它，就像一個幾何形輪廓，再引向戲擬，引向頑皮的「小說中套小說」。帕斯捷爾納克將玩弄「長篇小說慣技」推至極端：他建構一個有持續不斷的巧合的情節，這些巧合橫跨整個俄羅斯和西伯利亞，其中有約十五個人物什麼也不幹，除了互相撞個正著，仿佛那裡就只有他們，就像文藝復興時期騎士詩中查理曼麾下那些在抽象地理上馳騁的騎士們。這僅僅是作家為了好玩嗎？開始時，它的意義不止於此：它意圖表現一個由各種命運構成的、把我們不知不覺連在一起的網絡，也就是使歷史解體成一個交纏著各種人類故事的綜合體。「他們全都在同一個地方，彼此就在近旁，有些人不認識另一些人，另一些人永遠無機會互相認識，有些人情況還不清楚，另一些人等待下一次機會、下一次見面，然後才有結果。」（4.10，C137）①但是，這個發現所激起的情感沒有維持很久：一系列巧合最後僅僅表明作者意識到他在使用傳統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形式。

　　﹛①4.10表示第四章第十節，C137表示中譯本頁碼。但這裡的譯文並非直接引用中譯本。下同。——譯注﹜

　　有了一種傳統手法及其總體結構，帕斯捷爾納克在寫這本書時便享受了絕對的自由。有些部分他充分地描寫，另一些部分僅是留下輪廓。有時是詳細記敘某些日子和月份，有時突然換檔，寥寥幾行就把幾年草草帶過：例如，在結尾部分，他以極大的密度和活力，用二十頁篇幅在我們眼前鋪開了「清洗」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樣地，有些人物他一再輕輕掠過，根本不想讓我們加深對他們的認識：就連日瓦戈的妻子東尼婭也屬這個範疇。簡言之，這是一種「印象式」的敘述類型。就連心理也是印象式的：帕斯捷爾納克拒絕向我們明確解釋他筆下人物的行為的合理性。例如，拉拉與安季波夫之間和諧的夫妻關係為什麼突然破裂了，而他除了奔赴前線別無其他出路？帕斯捷爾納克就此說了很多話，但不是不夠就是多餘：最重要的是兩個人物之間的對比這一總印象。他對心理、性格、情景不感興趣，而只對更籠統更直接的東西感興趣：生命。帕斯捷爾納克的散文無非是他的詩歌的延續。

　　就帕斯捷爾納克的抒情詩和《日瓦戈醫生》的基本核心神話而言，兩者之間有著嚴格的一致性：大自然的運動，它包含並影響其他一切事件、行為或人類感情；還有就是在描寫暴風雨的肆虐和融雪時的史詩氣勢。小說是這種氣勢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因為詩人試圖在一次論述中同時包含自然和既是私人也是公共的人類歷史，以提供生命的總定義：1917年日瓦戈的火車駛向莫斯科時，石灰的味道和革命群眾的喧囂（第五章第十三節）。大自然不再是詩人內心世界的浪漫的象徵來源，不再是一本查閱他的主觀思想的詞典，而是一種以前、以後、到處存在的東西，人不能改變它，而只能設法去理解它——通過科學和詩歌，並且是出色地①。帕斯捷爾納克承接托爾斯泰對歷史提出的激辯（「托爾斯泰不把他的思想推向結論……」［14.14，C525］）：不是大人物創造歷史，也不是小人物；歷史運作如植物王國，如春天樹木的轉變②。由此衍生出帕斯捷爾納克的看法的兩個基本方面：一是他對歷史懷有一種神聖感，歷史被視為一種莊嚴的存在，超越人，哪怕在悲劇性之中也是高潔的；一是對人的所作所為隱含不信任，包括人建構自己的能力、人對自然和社會的刻意改造。日瓦戈的經歷引致沉思，引致一心只求獲得內在的完美。

　　﹛①應該有人來研究和分析人對自然的屈服（自然不再被視為異者，這種屈服近年一再被表達出來，包括狄倫·托馬斯的詩歌和「非形式主義者」的繪畫）。——原注﹜
　　﹛②在我看來，帕斯捷爾納克在兩種意義上使用「歷史」一詞：這裡所使用的歷史，是指歷史與自然同化，另一個歷史是作為基督建立的個人王國的歷史。帕斯捷爾納克的「基督教精神」——尤其是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及其弟子米沙·戈爾東以格言表達的基督教精神——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怕的篤信宗教毫無關係，而是屬於這樣一個脈絡，即對福音書的一種象徵性、美學化的閱讀和強有力的解釋。紀德亦沉醉於福音書，唯一不同的是帕斯捷爾納克在這裡強調一種更深刻的人類悲憫意識。——原注﹜

　　作為黑格爾直接或間接的後裔，我們以一種不同的、如果不是截然相反的方式理解歷史和人與世界的關係，因此我們很難同意帕斯捷爾納克那些「意識形態」的段落。但是，其靈感源自他那動人的歷史—自然觀的敘述部分（尤其是小說上半部分）所傳達的那種對於未來的嚮往，卻是我們認識因而能夠認同的。

　　對帕斯捷爾納克來說，神話般的時刻是1905年那場革命。他在1925年至1927年的「介入」時期的長詩，寫的就是這個年代①，《日瓦戈醫生》正是從那個年代寫起。那時候，俄羅斯人民和知識分子都懷有非常不同的潛能和希望：政治、道德和詩歌都在沒有任何命令的情況下齊步前進。「『小夥子們正在開槍，』拉拉想。她指的不只是尼卡和帕沙，而是整座在開槍的城市。『善良、誠實的小夥子們，』她想，『他們都善良，所以才開槍。』」（2.18，C59）在帕斯捷爾納克看來，1905年那場革命包含所有青春的神話，以及某一文化的所有出發點；這是一個高峰，他從這高峰察看本世紀上半葉的崎嶇地形，而他以透視法觀看，近旁的山坡尤其清晰、詳細，而當我們隨著他的視野望去，今日的天際就在迷霧中漸小漸淡，只見到一些顯眼的怪標誌。

　　﹛①由安傑洛·瑪麗亞·裡佩利諾翻譯的《1905年》和《舒密特中尉》等詩的意大利譯文，見帕斯捷爾納克《詩選》（都靈：埃伊納烏迪出版社，1957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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