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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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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爾納克與革命① ﹛①書中人物姓名根據藍英年、張秉衡中譯《日瓦戈醫生》(上下冊,灕江出版社),書中引文除根據原英譯的引文(原英譯引文根據馬克斯·海沃德、瑪尼婭·哈拉裡英譯本)之外,還參考藍、張譯本和約翰·白利英譯本。——譯注﹜ 在二十世紀的半途中,俄國十九世紀偉大小說又像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一樣回來打擾我們了。這就是鮑裡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米蘭:費爾特裡內利出版社,1957年)在我們也即他的首批歐洲讀者中引起的感覺。也就是說,這反應是文學的反應,而不是政治的反應。然而,用「文學的」這說法還是不夠恰當。實際上,事情是發生在讀者與這本書的關係上:我們迫不及待地讀它,急於想知道我們以前閱讀時經常面對的重大問題,確切地說,就像我們初次閱讀俄國經典小說時那樣;我們期待的並不是這種或那種「文學」,而是明白無誤和總體全面地討論生命,能夠把特殊性置於與普遍性的直接關係中,能夠在它對過去的描寫中也包含未來。我們懷著一個希望奔向這部從墳墓裡回來的小說,希望它會告訴我們一些關於未來的事情,但是一如我們所知的,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想干預今天的問題,儘管他總是想把這些問題扯回他活著時的環境,扯回以前發生的事情,扯回過去。我們與《日瓦戈醫生》的遭遇,是戲劇性和充滿感情的,但也同樣染上不滿足和不同意的色彩。啊,終於有一本我們可以與它爭辯的書!但是有時候,就在對話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們各自在談論著不同的東西。跟我們的父親講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連這個偉大的鬼魂用來觸動我們的感情的那些體系,也是他自己那個時代的體系。這部小說我們剛讀了十來頁,便已有一個人物在探究死亡的神秘、人生的意義和基督的本質了。但令人吃驚的卻是,用來支撐如此沉重的主題的合適氣候竟已創造好了,讀者立即就掉進了他們心目中的俄國文學的概念,它是一個完全與對重大問題的明確探討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概念,一個在最近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傾向於把它撇在一邊的概念——即是說,我們已不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視做俄國文學的中心人物,更多是把他視做一個巨人般的局外人。 這最初的印象在我們腦中停留並不久。為了走近我們,這鬼魂事先已非常清楚我們最喜歡到哪些城堞溜達:客觀敘述,充滿事實、人物和事物,讀者僅可一點一滴地從這些東西提取某種哲學,且要費盡氣力和冒巨大風險;而不是那些小說化的智力辯論。無疑,這條熱切的哲學思考的血脈,也貫穿全書,但書中所描繪的遼闊世界所容納的,遠遠不止於此。帕斯捷爾納克思想的主要信條——自然與歷史並非隸屬於不同的秩序,而是形成一種延續性,人類發現自己沉浸在這延續性之中,並受這延續性左右——通過敘述要比通過理論建構表達得更好。通過這方式,小說中那些反思便與整個人類和自然的巨幅畫面融為一體,而不是支配或窒息這畫面。結果是,就像發生在眾多講故事的天才身上那樣,全書的意義不是在清楚講出的理念的總和中求得,而是在其整體的形象和感覺中、在生命的況味中和在沉默中求得。而所有意識形態的擴散,那些一再冒現又消逝的關於自然與歷史、個人與政治、宗教與詩歌的討論,則猶如恢復與早就與世長辭的朋友的往日談話一樣,創造了一間深邃的回音室,容納那些人物正在經歷的不大肆渲染的卑微事件,並(借用帕斯捷爾納克用來描述革命的一個美麗意象)「像一聲壓抑得太久的歎息」那樣推進。帕斯捷爾納克給他整部小說灌輸一種渴望,渴望那已不再存在的小說。 然而,具有悖論意味的是,我們可以說,再沒有比《日瓦戈醫生》更典型的蘇聯小說了。哪裡可以寫出這樣一本書,除了在一個姑娘們仍紮著馬尾辮的國家?本世紀初那些青年男女,以「替純潔性辯護為基礎」形成三人小組的尤拉、米沙·戈爾東和東尼婭,可能有著與我們在代表團訪問蘇聯時經常見到的共青團員同樣清新、遙遠的面孔。在那些訪問中,我們經常見到蘇聯人民的巨大能量儲備,這些能量避過了西方人民在過去四十年間(在文化、藝術、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所經歷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焦慮(一波波無意義的時尚,但也有對創新、試驗和真理的強烈追求),而我們不免要好奇:像他們那樣持續地、一味地專注於他們自己的經典,倘若接受無比艱險、嚴峻和從歷史角度看是全新的現實的考驗,會有什麼結果呢?帕斯捷爾納克這本書是對這個問題的首次回應。這不是我們更多地預期的年輕人的回應,而是一個老文人的回應,而這也許更意味深長,因為它向我們展示帕斯捷爾納克在其漫長的沉寂期的內心旅程中所走的意料不到的方向。這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西方化前衛派詩人的最後倖存者,無意在「解凍」中表演某種長期儲備好的風格化煙花,在結束了與國際前衛派(它是他的詩歌的自然空間)的對話之後,他也曾花了多年時間重新考慮他的祖國的十九世紀經典,他也曾把目光投向無可超越的托爾斯泰。然而,他對托爾斯泰的解讀與官方文學路線迥然不同,後者總是太過容易地把托爾斯泰當做經典化的楷模。他還以有別於官方路線的方式重新解讀自己的多年經驗。從上述一切浮現出來的,是一本遠離重炒十九世紀小說冷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的書,但不幸的是,從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角度看,它也是一本無比消極的書。我們是否需要重複一下,指出風格的選擇並不是偶然的,認為如果前衛的帕斯捷爾納克讓自己去關注革命的問題,托爾斯泰主義的帕斯捷爾納克就只好轉而去緬懷革命前的過去?但這同樣也只是一種有偏見的判斷。《日瓦戈醫生》是、也不是當今一部十九世紀小說,就像它是、也不是一部緬懷革命前那個時期的小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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