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無所有(13)_安東尼·馬拉

一三

　　門板劈啪破裂，我被吵醒，伸手拿取眼鏡，但是眼鏡不在床邊的小桌上。哪有什麼床邊小桌？我剛才在長沙發上睡著了。我還沒坐起，有人已經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地上，我摔了個狗吃屎。有人用膝蓋頂著我的肋骨，我被緊緊制住，氣喘吁吁，雙手猛烈揮動。我想說我不是試圖逃跑、我只是想要吸口氣，但是那個膝蓋愈壓愈緊，似乎打算進駐我的椎骨間。

　　「我的眼鏡。」我喃喃說道。有人架著我站起來。

　　我得到的答覆是眼鏡被踏碎的嘎吱聲。

　　「我看不見。」但就算那人聽見我說話，他也不在乎。

　　「這是什麼？」另一個人邊問、邊把一個灰濛濛的圖像舉到我面前。啊，芭蕾舞者，我明白了。我肯定忘了收放照片就睡著，結果照片擱在咖啡桌上，一進門就看得到。一秒鐘之後，他把一個畫框推到我手中，畫框中是一幅領袖肖像，肖像背面是法國畫家亨利·盧梭的叢林狸貓。

　　「這幅肖像不只一面。」有人驚歎。

　　「沒錯。」另一個人說。「而且他會像這幅肖像一樣被釘在牆上。」

　　走廊通道上，有人拉扯一條似乎是深紅色的帶子——我猜肯定是封條——封住一扇關著的門——我猜肯定是我家的門。他們帶著我下樓，一部汽車在外等候，他們把我推進後座，史帕拉爾卡監獄的拷問室早在數星期前就已不敷使用，我們只可能前往克列斯提監獄。

　　接下來的半小時，我們漫無目的地前進，開過半個城市，最後終於抵達紅色磚瓦的監獄。監獄位居涅瓦河的另一側，從我的公寓遠眺，隱隱可見。他們拉著我走過幾道門，丟下我離開。有人抓住我的手指，按在一小團濕濕的軟墊上，然後拿出一張白紙，叫我像是彈鋼琴一樣在紙上按鍵。接下來我被帶到另一個房間，有人遞給我一個小牌子，叫我拿好，鎂光燈一閃，照相機的快門「啪」地閉上。

　　「我犯了什麼罪？」我問了又問，但無人回應。他們是低階的職員，在他們眼中，我一文不值。光是被捕，就已形同判刑，大家都知道這一點；我若是個嫌犯，就形同囚犯，囚犯形同屍體，屍體形同數據。我的姓名、我的聲音已經消失在數據中，所以何必浪費時間回答、讓人以為我的問題很要緊？

　　幫我搜身的男人用力拉扯我的手腳，好像我是一張折疊床。他檢查我的腳趾之間、包皮之下、耳朵之內。他翻開我的眼瞼，搜查我的嘴巴，看看有沒有中空的牙齒，他用他的筆戳戳我的鼻孔，一舉一動都像是一個受盡虐待的人般粗魯大意。他歎氣，喃喃自語，好像這套裝模作樣的把戲只會損害他的尊嚴。

　　當他搜身完畢，我獲准穿上衣服。當我穿好衣服，他鬆開我的鞋帶，把鞋帶拉出來，然後解開我的皮帶，颼的一聲抽出皮帶。「你在做什麼？」我問。他拿起小刀直直劃開我的襯衫，已示回應。紐扣叮叮噹當掉到地上，他撿起其中一顆，然後刀子一揮，切斷我內褲的腰帶。「你在幹嗎？」我又問了一次，口氣較為急迫。

　　「自殺是犯罪之人最後的顛覆行動。」男人邊說邊離開。我的鞋子從腳上掉落，我的長褲從腰間滑下，我的襯衫垮垮地鬆開。

　　「誰有辦法用內衣褲自殺？」我在他的身後大喊，但是門已經關上。

　　我一隻手拉攏襯衫，另一隻手抓住內褲和長褲。我小心翼翼地踏入灰蒙之中，往前跨了幾小步，發現房間裡空空蕩蕩，只有兩把凳子和一張桌子。沃斯卡也被帶進一間類似的拷問室嗎？或是一間完全相同的拷問室？難不成就是這一間？不，不可能：這裡應該關了另外六個犯人，如果克列斯提監獄爆滿的傳言屬實，甚至可能關了十二人，即使傳言的可信度只及百分之五十。我不特別，一點都不特別。

　　兩個人的腳步聲踏入房裡，一雙強壯的手抓住我的腋下，拉著我坐到凳子上。

　　「他哪裡有毛病？他瞎了嗎？你哪裡不對勁？」桌子對面傳來一個聲音。

　　從何說起呢？

　　接下來的九小時，拷問者再三詢問同一些問題。「你和那個蒙羞的舞者什麼時候取得聯繫？」「那只殘缺的手代表什麼意義？」「你跟其他幾個波蘭間諜保持聯絡？」我們好像騎著醜怪的旋轉木馬繞來繞去——他做出同樣指控，我做出同樣否認——兩人皆誤將繞圈視為進展。

　　「我不認識舞者。」我解釋。「至於她的手，那只是辛苦了一天之後的小錯誤。我一時失手，所以我把照片帶回家，借此掩飾我的錯誤。」

　　我精疲力竭，口乾舌燥。拷問者保證給我一張床、清水、五道菜肴的餐點、我的自由、一瓶伏特加，他保證什麼都給我，我只需坦承事實，說出真話。

　　「但我已經說出真話！」

　　拷問者歎了一口氣，顯然難掩失望之情。靜默之中，我想像他對著他的文件皺眉，我不必照鏡子也知道他跟我一樣滿臉挫折。「我們明天繼續。」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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