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無所有(12)_安東尼·馬拉

一二

　　我們繼續工作。過去幾星期當中，麥克辛漸漸對噴筆劃技產生興趣，甚至請我解釋線條透視。他問我如何把一個特定對象融入背景之中，請我說明相關經驗和理論。他居然相當上手，我感到驕傲之餘，也有點驚愕。沒想到連他這種粗鄙的心靈都會受到啟發。

　　從我們的辦公室中，我們可以聽到鶴嘴鋤答答敲打、重型機械的齒輪嘎嘎前行。工程從不停止。工人們十二小時輪班，日夜不休地挖掘岩床、推運碎石、架高隧道石牆、鋪設瓷磚和軌道樑柱。依照這種進度，整個地鐵系統會比我們的工作更早完竣。當麥克辛和我休息一下吃午餐，我慢慢晃過漆黑的隧道。每天我都告訴自己走遠一點，但在黑暗之中，除了步伐之外，我沒有其他丈量距離的工具，遠近變得愈來愈不具意義。我懷疑自己能否能看到終點。

　　當我回到辦公室，麥克辛笑容滿面。「我終於約到了新金屬協會那個藍眼秘書小妞今晚跟我出去。」他說。「我已經追了她好幾個月。」

　　「我們今天會工作到很晚。」我跟他說。

　　「但是你說我今晚可以早點下班。」

　　「事情有了新發展。」

　　「但是……」

　　「勞動不會因為眼睛是哪一種顏色的秘書小姐而停歇。」我說。可憐的麥克辛。跟他找茬、看他難過是少數我縱容自己的樂事之一。

　　晚上十點，我回到地面，周遭一片漆黑，現在已是十二月，如果持續目前這種工作時間，我八成到四月才見得到陽光。

　　幫我打掃的女工在爐上留了一份晚餐，但我只倒了一杯梅子白蘭地，走到客廳，把一張唱片放到唱盤上，癱坐在長沙發椅椅墊之間的凹陷之處。我從咖啡桌中空的桌腳裡取出芭蕾舞者的照片。一隻被聚光燈照亮的手，手高高舉起，下方是她的舞伴，孤零零地站在舞臺上。我撫平卷成一團的照片，拿下眼鏡，把眼鏡放在旁邊的小桌上。家具變得朦朦朧朧，就像水杯中逐漸融化的冰塊。我窩在椅墊之間，慢慢啜飲白蘭地，聽著一個個音符吱吱嘎嘎從留聲機流瀉而出。我覺得安適，似乎擺脫了視覺的重擔。黑管悠悠響起，我想像舞者站在舞臺上，形貌完好。我伸出一隻手，但看不到手腕的盡頭，眼中只見一片虛無飄蕩在空中，可能是她，也可能是我。

　　*　*

　　兩年前的那個早晨，離開我弟媳和我侄子之後，我回到辦公室上班。

　　我桌上擺著一副普尤特·劄哈洛夫的風景畫，在這位十九世紀畫家的作品目錄之中，這幅風景畫說不定最無趣。畫中一片空曠的牧野沐浴在午後的日光下，牧野緩緩攀升，升到畫布上端三分之一之處。一道白色的石牆斜斜地越過田野。一棟小屋，一口水井，一座延伸到半山腰的香料作物花園，矗立在朦朧的陰影之中。畫中看不到半個人影，呈現靜止狀態，甚至連只迷路的山羊都沒有。

　　這幅油畫已在我桌上擱置了一個多月，上級交代把一個格羅茲尼的領導人畫入前景之中，我卻遲遲沒有動手。老實說，我可以提高任何一幅現實派畫作的水平，這話不是自吹自擂，而是目前的藝術水平實在太差。但是一幅十九世紀的大師之作，那就完全另當別論。

　　當我把玩具士兵大小的領導人添加到畫中，我幫他畫上沃斯卡的臉孔，或說如果沃斯卡上了年紀、變成一個胖嘟嘟的權貴，可能會是什麼模樣。我這一行頂多只能做到把圖像化為回憶、把光線化為暗影，但我抹拭的一筆一畫卻在我心中重新滋長。我忽然有所頓悟：沒錯，我是一個修正畫家、一個宣傳官員、一位蘇聯公民、一名男子，但撇開這些不談，那些被我銷毀的影像，我代表著他們的來世。

　　那天早上，沃斯卡僅存的臉孔被一盧布的銅板刮成一片空白。

　　那天下午，我決定將他畫入一切。

　　起先我確定我會被逮到。在公共場所，我走過一幅幅經過修正的風景畫，一顆心怦怦跳，確信人人看得出沃斯克臉孔有如針點般插入背景之中。沒有人看出。那就像是我講給我侄子聽的童話故事；他平安無事地藏身在背景之中，那些可能出手傷害他的人全都看不到他。我盡其所能，不停將他畫入每一幅圖像之中，我畫出每個年齡的他，甚至——或說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他。我永遠無法補償我的虧欠，就算把沃斯卡加入畫中，我也沒辦法彌補他被人從生命中除名，但我不斷複製我的弟弟、天天再度與他相見、看著他現在的模樣和未來的面貌，我畫了又畫，感覺自己說不定終於成了一位肖像畫家，其餘的工作也就變得可以忍受。

　　我的原創性始終不足，畫不出可以掛在咖啡廳展示的作品。如今我繪製的迷你沃斯卡卻懸掛在各處。

　　我把劄哈洛夫的油畫掛在我的辦公室，過了幾天才拿下來，運回格羅茲尼。我始終不曉得油畫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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