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無所有(14)_安東尼·馬拉

一四

　　我索取一個枕頭和一條毛毯，獄卒大笑，拉著我站起來。我若試圖坐下，他就踢我一腳。我若靠向牆壁，他就踢我一腳。「現在幾點？」我問，他就踢我一腳。我曾經想像監獄裡一間間冷冰冰的實驗室，不銹鋼儀器颼颼作響，拔除囚犯每一根神經，激發種種痛苦。口乾舌燥，剝奪睡眠，不時被無所事事的獄卒踢一腳。這類處置似乎非常過時，但相當有效。我的雙腳在缺了鞋帶的鞋子裡腫了起來。我昏昏欲睡，手一松，長褲和內褲掉到地上。獄卒當然又踢我一腳。我接受拷問，強睜著眼睛站立，不時被獄卒猛踹一腳，繼續接受拷問，如此一再循環，不斷持續。克列斯提監獄的拷問者沒有證據，所以他們打算一再拷打我，直到我做出對自己不利的證詞，為自己定罪。但是他們不需要證據。他們想要編造什麼都行。

　　拷問了三次之後，拷問者開始懇求我懺悔。

　　此舉簡直荒謬，但出奇的感人。直至目前為止，拷問者操著平板的聲調，詢問著一個個令人無法回答的問題，這會兒他卻變成一個滿心苦惱、可憐兮兮的傢伙。他需要我的懺悔，借此證明我們當中確實有人淪為罪犯，同時確認司法體制絕對可信。我想要安慰他。

　　當部長走進來，我說不定已經連著幾天沒闔眼。他叫當差的獄卒退下，等到獄卒隨手把門鎖好，他才跟我打招呼。

　　「我的老朋友啊。」他神情哀傷地說。「你幫你自己惹了什麼麻煩？」

　　「今天星期幾？」我問。我只能靠著臉上的胡楂判別過了幾天。

　　「星期五。」

　　哪一個禮拜？哪一個月？我試圖想像那副一星期六天、一個月五星期的日曆。五年前，為了勸阻人民尊奉宗教儀式，黨部廢除了星期日。星期五傍晚，我通常買一條巧克力棒，慶祝一星期的工作劃上句點。我緊抓著他的話，好像握住一條繩索。「星期五。」我重複一次，一再默念，讓自己陷入過去那段屬於我的日子。

　　「馬爾金，你是一個老實人。」部長說。「我們相識已久，你始終忠誠於人民。」

　　我猛然抬頭。我的睡眠受到剝奪，不斷遭受拷打，而且重複回答三個相同的問題，思緒已經渙散，但這時我提起精神，心中升起一股希望：說不定我仍然可能得救，說不定我尚未淪落到失去恩寵的地步。「沒錯，部長，我向來忠誠。」

　　「但是現在我們需要你，你卻做出了背叛。」

　　「他們宣稱我涉入一個波蘭間諜網。他們錯了。我向來忠誠。」

　　桌子嘎吱作響，我感覺他靠在桌旁。「你願意為了革命奉獻生命？」

　　「我願意。」

　　「為了我們的領袖？」

　　「我願意。」

　　「為了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前景？」

　　「我願意。」

　　「那麼你為何拒絕認罪？」

　　「因為我沒有做出任何不法之事。」

　　我堅稱自己忠誠無辜，顯然讓他相當失望。他咳了兩聲，點燃一支香煙，把香煙尾端塞進我的嘴唇之間。我猛吸一口，感覺有點暈眩。

　　「眾人之中，我覺得你應該最瞭解那些都沒什麼意義。」

　　「哪些都沒什麼意義？」煙草火光灼灼，散發陣陣暖意，跟孕育煙草生長的克裡米亞陽光一樣溫暖。

　　「你做了什麼，或是沒做什麼。」他說，字字句句由他倦怠深邃的胸口回蕩而出。他已經多少次走進克列斯提監獄的牢房、面對除了我之外的眾人、解釋種種顯而易見之事？「你覺得你在陳述自己的故事，但你只是一張白紙。」

　　「但我的確沒有做錯事。」

　　「你所相信的事實，只在你自己的腦海中發揮微小的功效。馬爾金，你涉入一個波蘭間諜網。不管先前有沒有牽連，這會兒你脫不了關係。」

　　被告尚未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判決便已宣判。罪咎和無辜不是影響判決的因素，反倒是判決影響了一切，包括何謂罪咎。

　　「我該怎麼做？」我問。

　　那團蒼白、蓬鬆的人影再度靠向我。「你是個貨真價實的革命分子，對不對？」

　　「我已將我的生命奉獻給……。」

　　「不。」他說。「你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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