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走了嗎(43)_李翊雲

四三

　　1929年8月2日

　　無需細述上周發生的事。辜負他人的寵愛比辜負他人的養育更罪大惡極。值得稱道的是，我泰然地忍受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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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很少理解一個寫日記的人的無私精神。我一生中所有難堪、沮喪、屈辱的時刻，均可在我的日記裡找到。就算生活中的我並不總是誠實，紙上的我始終如此，誠實是我與我自己之間的協定。誰能否認，閱讀我這些話的人——一個走到類似人生關口的年輕人，或一位懷著渴念、最後一次回顧青春的上了年紀的人——不會有片刻惺惺相惜的親切感？

　　我人生的成就是在小小年紀時養成了跟自己對話的習慣：「瞧那個人，他長得跟你一模一樣，過著和你一樣的生活，但表現得比你愚蠢許多。幸好你不是他，你不高興嗎？」區分一個人的自我和外在，隨時做好嘲笑後者的準備，永不動搖對前者的關愛——這幾樣本領對我大有裨益。——羅蘭·布萊，198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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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原諒羅蘭的虛張聲勢。讓我們細細品讀它。不是每個男人的虛張聲勢都值得敬佩。許多男人對此投入滿腔熱忱。猶如女人炫耀她們的珠寶一般。不管那些寶石和珍珠多麼昂貴，你瞅一眼，想對她們說：沒有它們，你們該怎麼辦？虛張聲勢的男人也一樣，好比那些在臺上把他們的肌肉扭得變形的健美運動員。

　　但羅蘭不是。他的謊言像量身定做的西裝。誰會忌妒一個把謊言講得如此冠冕堂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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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8月8日

　　紐約。昨晚，我抵達格林威治村時已近十點。似乎沒有人在睡覺，但一些老頭子和一些幼童倚在路燈柱上或癱倒在門口。有軌電車、高架列車、出租車和各種年紀尖叫的人：眼前的情景令我笑著想起，在家鄉，我們擔心一條計劃經過鎮北的新鐵路支線會吵得我們無法安寧。

　　伊舅媽為我訂了行程，利落高效得和她安排她自己的出走一樣。我為我能證明自己遇事不慌而感到欣慰。她清楚我在家鄉不得不面對的阻礙。她沒問，故無需大肆宣揚我的勇氣。（此外，我讓我的離去在赫蒂和傑拉爾丁舅媽聽來像是臨時起意。具體怎樣，也無需細說。）

　　克莉歐娜表親和她陪伴的那位女士——森博基夫人——計劃下幾周去海邊小住。我的工作是照看她們的鸚鵡科特庫。

　　今早我才與這兩位女士碰面。意識到她們也許是我日後可以利用的首批真實的人物，我以小說家的眼光打量她們。

　　森夫人看上去一點不像外國人。她像從喬治·吉辛的小說裡走出來的人。她穿著一條灰綠色的連衣裙，質地和樣式難以名狀。她不年輕。克表親也不年輕，穿得也不合潮流，但看上去沒她的女主人那麼古怪。克表親待我熱情，但話很少。森夫人仿佛一直在諦聽某種我們其餘人聽不見的音樂。

　　旁邊有這兩位奇女子，伊舅媽在我眼中失去了少許光彩。也許是紐約這座城市的影響。有多少小地方的戀情在遷移到大都市後仍得以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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