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走了嗎(44)_李翊雲

四四

　　▼二

　　親愛的讀者，為和這次紐約之行做對比，我強烈建議你們看一下1969年5月11日的那篇日記。當天，我陪兩位來自莫斯科大劇院的蘇聯藝術家去探望森夫人，祝賀她的百歲壽辰。西德爾，森夫人最後一位在世的親人，因病得太重而無法前來，她安排我代她完成這項任務。在遠離公眾視線多年後中選，身後跟著一個攝製組——我可以這麼說嗎，比起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年輕人首次遠征紐約，那次是更風光的時刻？——羅蘭·布萊，1989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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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賞這兩個女人。首先，她們寡言少語。

　　今天中午吃飯時，八樓的兩個傻瓜插到我們桌上來，就節食的心理特徵大發議論，嘮叨個沒完，他們共同提出六七套理論，我沒繼續數下去。學問多得足以要了任何妻子的命。不管怎樣，他們一個勁兒地囉哩囉嗦，於是我切開一個小圓麵包，給其中一半塗上黃油，另一半沒塗。喂，我對他們說，請給這個麵包做一番透徹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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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早飯後我去散步。街上的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水果小販將他們木箱周圍的空間劃為自己的地盤，行人腳步匆匆、目標明確。但他們汗津津、疲憊的面孔讓人覺得，不管他們做什麼，或不管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一切只是暫時的。他們將來的命運會怎樣？我將來的命運會怎樣？

　　紐約宛如一個芳華已逝的娼婦。沒辦法揭去這層衰老的、既油膩又肮髒的外殼，看到這座城市最初的原貌。有沒有一座大都市可以保持處女之身？我還沒去過巴黎，它始終令我心馳神往，但它具有的是一個不會變老的名妓的魅力。

　　由此我想到去年夏天去紐芬蘭的露營之旅。威廉舅舅的一個朋友，正職工作是在人的牙齒上鑽洞，業餘愛好地質學，他叫我陪他去搜尋一個小湖。在經過一天的長途跋涉後，我們找到那個湖，與他先前根據當地人的描述而推測出的位置相去甚遠。他打算給它取名哈麗雅特湖，他說。為什麼叫哈麗雅特湖，我一邊問，一邊心想，這個肯定是他妻子或情人的名字。他解釋，他是按字母順序，並告訴我，他給他上一個發現的湖取名格奧爾吉尼亞湖。

　　想來，三生有幸的話，也許可以發現一個別人看不見的這座城市的裂隙。克瑞西達裂縫。鮑西婭洞。

　　一個年輕人不管什麼時候到紐約，總是遲了一點。好比來見一個心上人，而她早就嫁于富豪，為他生兒育女，現在是繼承了亡夫財產的遺孀。你甚至沒機會在宴會上怯怯地朝那些家族成員走去，介紹自己是他們的一位鄉下遠親。哪個看門人會讓你跨過那道門檻？

　　後來。

　　難以想像克表親和森夫人怎麼在這棟房子裡消磨時光。它不是一棟單調乏味的房子，裡面擺滿各種奇怪、沒用的物品，一個銅佛像頭在傘架後面做深思狀，一塊辨認不出刻了什麼的牌匾正面朝上，放在窗臺上。鋼琴上方有一幅鑲框的素描，畫的是一個男人，禿頭、表情憂鬱。成疊的樂譜堆在琴凳上。一面日式屏風——厚重的金色背景上用令人不安的筆觸繪以看上去更厚重的群山——將起居室一分為二，使那個房間給人感覺益發昏暗、擁擠。飯廳、走廊、樓梯平臺和安頓我住的小客房——目光所及之處，看到的東西都更適合陳列在博物館或墳墓裡。屋內一塵不染，但歲月留下抹不去的印痕。

　　想像和一個如赫蒂那樣的妻子在這棟房子裡變老。

　　或不管什麼樣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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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想像過這件事嗎，羅蘭？

　　赫蒂是給你結婚成家那口棺材所墊的品質絕佳的絲綢襯裡。天天有人給裡面的物品撣塵。這些物品無其他用途。花瓶裡永遠插著鮮花。那個家裡還能塞得下什麼？這些事我不必想也知道。想像這項活動最好留給你看不清的事。而我對你的婚姻看得一清二楚。

　　我無法看清的是，你怎麼從舊金山的那個羅蘭變成結婚的羅蘭。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瞭解其中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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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森博基夫人的故事，故事的梗概，部分是我從伊舅媽處聽說的，剩餘是我拼湊起來的。伊麗莎白·紐金特出生在愛爾蘭，母親是英國人，父親是盎格魯-愛爾蘭人。和但凡有意思的人一樣，她是孤兒——雖不是幼年失怙，但歲數仍小，必須由一位監護人負責照管，兩人不合，她反抗監護人的那股勁頭和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所需的熱情相當。獲得獨立後，她前往歐洲大陸，在布拉格學了幾年音樂。她在那裡認識了米洛斯·森博基，一個比她大三十歲的男人——一位波蘭的革命黨人，不久將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在被流放以前，他使他的女門徒相信，她對他的革命事業和他的個人幸福負有崇高的義務。當時已改名萊絲·森博基的伊麗莎白·紐金特沒有跟隨丈夫一起被流放。相反，她搬去莫斯科，先是當英語家庭教師，到頭來開始出版用俄語寫的短篇和長篇小說。不過她的文學事業因收到米洛斯·森博基的死訊而中斷。森博基夫人返回英國，繼而回到愛爾蘭，1912年，她從愛爾蘭移民美國。她定居於紐約，在同一棟樓裡住到一百零二歲過世為止。

　　據聞馬克西姆·高爾基曾將她的作品引薦給列寧。1917年後，托這兩個男人的福，她的書被譽為逼真地刻畫了歐洲大陸的革命者、宣告了人類共產主義的未來，因此變得暢銷，成為蘇聯學校教授的課文。——羅蘭·布萊，1989年4月4日

　　1929年8月10日

　　今天，森夫人和克表親去海濱度假了。伊舅媽已訂好去芝加哥的行程。她說，既然她已見過克莉歐娜，知道一切安好，她沒有理由繼續留在這兒。

　　她怎麼會有事？我問。

　　要知道，有的人一輩子註定只有一項作為。一旦他們在那方面失去前途，他們的人生將找不到方向。

　　她不像是沒有方向的人，我說。（森夫人創作聲樂套曲，但不是為了發表或拿來演出——我在與克表親的一次交談中獲悉這件事。她們一起辦了一個音樂社，教職業婦女和身無分文的少女。）

　　你不認識以前的她，伊舅媽說。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種只能有一項作為的人。假如寫作這份職業沒有讓我名利雙收會怎麼樣？可名利雙收的可能性有多少呢？不可能的事照樣發生——火車會脫軌，去牛津的前景會成泡影，但那些事不在一個人的掌控之內。形諸筆墨是我能夠做到的。我絕不可抱著認輸的心情去做。

　　克表親對我疼愛有加。她在某個親戚的婚禮上見過我父母一次。論歲數，他們不是現場最年輕的，她說，但他們看上去最青春洋溢。好像一對從波希米亞民歌裡走出來的戀人，她說。

　　把他們想成兩個從音樂盒裡迸出來的跳舞的人……假如他們是那對童話般的戀人，他們會永遠地跳下去，這個世界不會迎來羅蘭·布萊的降生。

　　一個人可以幻想自己的父母是處子嗎？這問題一旦提出，不能收回。我的父親婚前肯定有過別的女人。想到這裡，我心生焦慮，尤其因為我還看不到有何辦法可以改變我身為處子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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