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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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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現代文學的印象① ﹛①本文選自伍爾夫論文集《普通讀者》,原文的標題是《一個現代人所感到的印象》。﹜ 首先,一個現代人幾乎不會不對這個事實感到震驚,那就是坐在同一張桌子兩邊的兩位評論家竟會同時對同一本書發表完全不同的意見。在右邊的那位,把它稱為英語散文的傑作;與此同時,在左邊的那位,卻把它看作一堆廢紙,如果爐火未熄的話,應該付諸丙丁。然而,對於彌爾頓和濟慈,這兩位評論家卻意見一致。他們表現出一種敏銳的感受能力,而且毫無疑問具有真正的熱情。只是當他們討論當代作家的作品之時,他們才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這本發生爭議的書,大約出版於兩個月前,它既是對於英國文學的一項持久貢獻,又是矯揉造作、平庸無奇的大雜燴。這就說明了他們為何意見分歧。 這是一種奇特的說明。就讀者而論,他希望在現代文學的一片混亂之中得到判明形勢的指南針;對作家而言,他很自然地渴望知道,他幾乎完全在黑暗之中承受了無限痛苦創作出來的作品,究竟是永遠和英國文學中那些固定的發光體①交相輝映呢,還是恰好相反,只是撲滅了那火花。而這種說明,使讀者和作家雙方同樣不知所措。但是,如果我們站在讀者這一邊,並且首先探究他所處的困境,我們很快就會豁然開朗,不再迷惑。同樣的情況,在以往早已經常發生。 ﹛①指已有定評的文學名著。﹜ 自從羅伯特·埃爾斯米厄(或許是斯蒂芬·菲力浦斯①)不知怎麼散播了那種氣氛之後,我們就聽到博學之士平均每年兩次——在春季和秋季——對於新的方法爭論不休而一致同意舊的方法;在成人中間,對於這些書籍也有同樣的分歧意見。如果發生下述情況,那就更加不可思議,更加令人惶惑,那就是說,如果出乎意外,桌子兩邊的兩位先生竟然意見一致,把子虛烏有先生的書稱為無可懷疑的傑作,這就使我們作出決定,究竟是否應該花費十先令六便士的代價來支持他們的評判。②他們兩位都是著名的評論家,他們在此不謀而合的意見,將會一絲不苟地化為一行行嚴肅的頌詞,來提高英美文學的尊嚴。 ﹛①斯蒂芬·菲力浦斯(1868~1915),英國詩人、戲劇家。﹜ ﹛②即花十先令六便士去買他們的書。﹜ 那麼,必定是某種天生的譏諷嘲弄,以及對於當代天才的某種胸襟狹窄的不信任感,使我們在那番評論繼續進行之時自動地作出決定,即不論他們是否會意見一致——看來他們毫無此種跡象——為了各種現代的熱情爭辯而付出半個幾尼①的代價,實在是太浪費了,一張圖書館借書卡,就可以在這種場合很適當地滿足我們的需要。然而那個疑問依然存在,讓我們大膽地把它提交評論家們本人去考慮吧。一位讀者在對於死者的崇敬方面,決不亞於任何人,但是他被一種疑慮所折磨,認為對於死者的崇敬是必不可少地和對於生者②的理解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①半個幾尼相當於十先令六便士。﹜ ﹛②所謂死者和生者,這裡指的是過去的作家和現代作家。﹜ 對於這樣的一位讀者來說,難道現在就沒人來充當他的指導了嗎?在迅速地考察了一番之後,兩位評論家都一致同意:不幸得很,現在沒有這樣的人物。因為,就新近的作品而論,他們自己的評論又有什麼價值呢?肯定還不值十先令六便士。接下去他們從自己經驗的倉庫中取出了過去所犯錯誤的可怕例子;批判的失誤如果不是針對活人而是針對死者,就會叫他們丟了飯碗,並且危及他們的聲譽。他們所能提供的唯一忠告,就是要尊重個人自己的本能,要無畏地順從本能,不要把本能屈從現在活著的評論家或書評家,而要一再閱讀過去的傑作,來檢驗自己的本能正確與否。 我們一邊謙遜地感謝這些評論家,一邊不禁會反省,覺得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我們應該相信,從前一度曾經有過一種規範、一種準則,它用我們現在所不知道的方式,控制著一個偉大的讀者共和國。這並不是說,那些偉大的評論家——屈萊頓、約翰遜、柯勒律治和阿諾德①——是他們當代作品的無懈可擊的評判者,他們的判斷給作品打上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並且免除了讀者自己來判斷估價的麻煩。這些大人物對於他們同時代作家的評論之失誤,已盡人皆知,在此簡直不值再提。但是,僅僅是他們的存在這一事實,就有一種集中的影響。我們這樣假設可不是幻想,那就是說,僅僅是那種影響,就足以控制晚餐桌上的各種不同意見,並且給關於剛出版的某部作品的漫談提出我們正在尋求的權威性意見。 ﹛①屈萊頓(1631~1700),英國詩人、戲劇家、評論家;柯勒律治(1772~1834),英國詩人、評論家;馬修·阿諾德(1822~1888),英國詩人、評論家、教育家。﹜ 不同的學派會像過去一樣熱烈地爭論,但是,在每位讀者的思想背後會意識到:至少有一個人在密切地注視著文學的主要準則,如果你把當前某種奇特的作品拿到他面前,他就會把它和永久性聯繫起來考慮,並且利用他自己的權威,把它局限於一陣陣對立的讚揚和指責聲中。①但是,說到要造就一位評論家,大自然必須慷慨而社會必須成熟。現代世界中四處分散的餐桌,構成當代社會的各種潮流的追逐和渦流,只有一位無比雄偉的巨人,才能夠主宰它。我們有權盼望的那位高大的人物,現在又在何處?我們有書評家,但是沒有評論家;我們有一百萬工作勝任、廉潔奉公的警察,但是我們沒有一位法官。有鑒賞力、有學問、有能力的人們,一直在給年輕人講演,並且讚揚已經死去的人。 ﹛①下面兩段引文可以顯示出這種讚揚和指責是多麼強烈:「〔一位白癡告訴我們〕應該像閱讀《暴風雨》和《格列佛遊記》那樣來閱讀這本書,因為,如果麥考萊小姐的詩才不如《暴風雨》的作者卓越超群,如果她的諷刺不如《格列佛遊記》的作者驚人有力,她的公正和睿智卻與他們的同樣高貴。」(《每日新聞》) 第二天我們又讀到這樣一段文字:「此外你只能說,如果艾略特先生高興用通俗英語把《荒原》寫出來,它就不會像現在那樣,對於所有的人——人類學家和文學家除外——說來都是這麼一大堆廢紙。」(《曼徹斯特衛報》)——原注﹜ 但是,他們能幹而勤奮的筆墨所導致的結果,往往是把活生生的文學肌體風乾成為一具小小的骨骼。屈萊頓有他那種直截了當的魄力,濟慈有他的優美自然的風格和深刻的洞察力與明智,福樓拜有他的狂熱信念的無窮力量,尤其是柯勒律治,他在頭腦裡醞釀完整的詩篇,並且不時發出一種深刻的概括性評述,這些評述是在閱讀時心靈所激發的火花,它們好像就是那作品的靈魂本身——像上述這種評論家,我們現在無處可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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