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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俄國人的觀點①

  ﹛①本文選自伍爾夫的論文集《普通讀者》。﹜

  既然我們經常懷疑,和我們有這麼多共同之處的法國人或美國人是否能夠理解英國文學,我們應該承認我們更加懷疑,英國人是否能夠理解俄國文學,儘管他們對它滿懷熱情。至於我們所謂「理解」究竟是什麼意思,可能爭辯不休無法肯定。人人都會想起那些美國作家的例子,特別是那些在他們的創作中對我們的文學和我們本身都具有最高識別能力的作家;他們一輩子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最後通過合法的步驟成了英王喬治陛下①的臣民。儘管如此,難道他們瞭解我們了嗎?難道他們不是直到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還是些外國人嗎?

  ﹛①指喬治六世(1895~1952),他於1936年至1952年任英國國王。﹜

  有誰能夠相信,亨利·詹姆斯①的小說是由一位在他所描繪的那個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人寫的,或者,有誰能夠相信,他對於英國作家的批評是出於這樣一個人的手筆,他曾經閱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卻一點也沒有意識到把他的文化和我們的文化分隔開來的大西洋以及大西洋彼岸的二三百年歷史?外國人經常會獲得一種特殊的敏銳性和超然獨立的態度,一種輪廓分明的觀察角度;但是,他們缺乏那種毫不忸怩拘束的感覺,那種從容自如、同胞情誼和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感覺,這些感覺有助於形成親密的關係、正確的判斷以及迅速交換信息的密切交往。

  ﹛①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國小說家,後來加入英國籍;他善於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

  使我們和俄國文學隔膜的不僅有這一切缺陷,還有一個更加嚴重得多的障礙——語言的差異。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欣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作品的所有讀者之中,能夠閱讀俄文原著的也許不超過一兩個人。我們對於它們品質的估價,是由評論家們作出的,他們從未讀過一個俄文字,或者到過俄國,或者聽到過俄國人說俄語;他們不得不盲目地、絕對地依賴翻譯作品。

  那麼,我們等於是說,我們是丟開了它的風格來對整個俄國文學作出判斷。當你把一個句子裡的每一個字從俄文轉換成英文,從而使它的意義稍有改變,使它的聲音、分量和彼此相關的文字的重心完全改變,那麼除了它的意義的拙劣、粗糙的譯文之外,什麼也沒有保留下來。受到了這樣的待遇,那些偉大的俄國作家好比經歷了一場地震或鐵路交通事故,他們不但丟失了他們所有的衣服,而且還失去了一些更加微妙、更加重要的東西——他們的風度,他們的性格特徵。英國人以他們讚賞俄國文學的狂熱性來證明,那劫後餘生遺留下來的東西,是十分強有力的、感人至深的;然而,考慮到它們已經是殘缺不全的,我們就不能肯定,我們究竟有多大把握可以相信我們自己沒有非難、曲解這些作品,沒有把一種虛假的重要性強加於它們。

  我們說他們在某種可怕的災難之中失去了他們的衣服,這是因為某種如此的形象可以用來描述那種單純樸素、富於人性的品質,這種品質擺脫了企圖隱藏、偽裝它的本性的一切努力而在驚慌失措之中流露出來,而這就是俄國文學——由於翻譯或者某種更加深刻的原因——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我們發現,這些品質完全浸透了俄國文學,在比較次要的作家身上和比較重要的作家身上同樣地明顯。「要學會使你自己和人們血肉相連、情同手足。我甚至還要加上一句:使你自己成為他們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不要用頭腦來同情——因為這還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內心,要懷著對他們的熱愛來同情。」①

  ﹛①托爾斯泰語。﹜

  不論你在何處碰巧讀到這段引文,你馬上就會說:「這是出自俄國人的手筆。」單純樸素的風格、流暢自如的文筆,假定在一個充滿不幸的世界中對我們主要的呼籲就是要我們去理解我們受苦受難的同胞,而且「不要用頭腦來同情——因為這還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內心」——這就是籠罩在整個俄國文學之上的那片雲霧,它的魅力吸引著我們,使我們離開我們自己黯然失色的處境和枯焦灼熱的道路,到那片雲霧的蔭庇之下去舒展——而那後果當然是不堪設想的。我們變得窘困、拘束;否定了我們自己的品質,我們就用一種裝模作樣的仁慈善良和簡樸風格來寫作,這是極端令人作嘔的。我們不能帶著淳樸的自信去稱別人為「兄弟」。

  在高爾斯華綏的一個短篇小說裡,有一個人物這樣來稱呼另一個人物(他們倆都深深地陷於不幸之中)。頃刻之間,一切都變得牽強、做作。在英語中,和「兄弟」相當的詞匯是「老兄」——這是一個大不相同的詞兒,帶有一種諷刺挖苦的意味,一種難以明確表達的含蓄的幽默。雖然那兩個英國人在他們深深陷於不幸之時相遇並且這樣互相招呼,我們可以肯定,他們將會找到工作,發財致富,在他們一生中的最後幾年過上奢侈的生活,並且留下一筆錢財來防止可憐的窮鬼們在泰晤士河岸上稱兄道弟。但是,正是那種共同的苦難,而不是共同的幸福、努力或欲望,產生了那種兄弟情誼。正是那種深刻的「悲傷」——哈格柏格·賴特博士發現這是俄國人的典型特徵——創造了他們的文學。

  一個這樣的理論概括,即使把它應用于文學實體之時包含著某種程度的真理,如果一位天才作家在它的基礎之上開始工作,當然就會使它發生深刻的變化。立刻就發生了許多其他的問題。可以看出,一種創作「態度」並不簡單;它是非常複雜的。在一場交通事故中喪魂落魄、失去了衣服和風度的人們,會說出一些生硬的、刺耳的、不愉快的、彆扭的話,即使他們說話的時候帶著那場災難在他們身上造成的放任、直率的態度。我們對於契訶夫作品的初步印象,不是樸實無華而是困惑不解。它的意義究竟何在?他為什麼要把這一點寫成一個短篇小說?當我們讀了他的一篇又一篇作品,我們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個男人愛上了一個女人,他們分手之後又相逢,最後他們倆談論他們的處境以及用什麼方法才能從「這可怕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

  「『怎麼辦?怎麼辦?』他緊緊地捧住他的腦袋問道,……好像他很快就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而一種嶄新的、光輝燦爛的生活就會開始。」那篇小說就到此結束。一個郵差駕著馬車送一位學生到驛站去,一路上這位學生試圖同那郵差攀談,但他始終保持沉默。突然,那郵差出乎意料地說「讓任何人搭乘郵車都是違反規章的。」於是他面有慍色地在站台上踱來踱去。「他在對誰發怒?對人們?對貧窮?對那秋天的夜晚?」那篇小說又到此結束。

  我們問道:難道這就是結局嗎?我們總有一種跑在休止符號前面的感覺;或者說,這有點像一首曲調,在預料之中的結尾和絃尚未奏出之前,它就突然終止了。我們說,這些小說是沒有結論的,接下去我們就假設,短篇小說應該以一種我們公認的方式來結尾,在這種假設的基礎之上,我們構成了我們的批評。我們這樣做,就提出了一個我們自己是否適合於充當讀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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