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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然而,當我們閱讀完畢合上書本,我們的記憶力(就像有時候在現實生活中那樣)使那些精巧微妙的細節浮現出來,當時我們被一些更加顯著的特徵所吸引,因而沒有注意到這些微妙之處。我們想起了她的健康狀況不佳。在有些場合她完全保持沉默。對於一個生病的孩子,她本人就是忍耐的化身。她十分溺愛托蒂。你可以這樣默默地思索推測喬治·愛略特的大部分人物,並且會發現,甚至在那些最不重要的人物身上,也有寬敞的餘地來讓那些獨特的品質悄悄潛伏,而她不必去把它們從隱匿之處顯示出來。

  但是,甚至在她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些意義更為重大的瞬間,穿插在所有這一切忍耐和同情之中。她的胸懷顯得相當寬闊,足以容納一大批傻瓜和失敗者,母親和孩子,家犬和英格蘭中部作物茂盛的田野,精明伶俐或酗酒糊塗的農夫、馬販子、旅店主人、助理牧師和木匠。他們全都被一種浪漫的氣氛所籠罩著,這是喬治·愛略特允許她自己加以渲染的唯一的浪漫氣氛——往昔歲月的浪漫氣氛。這些作品具有令人驚訝的可讀性,絲毫也沒有誇大其詞或矯揉造作的痕跡。

  然而,對於那些把她的一大批早期作品記在心頭的讀者來說,回憶的迷霧顯然在漸漸地消退。這並不是說她的力量削弱了,因為,我們認為,在那部成熟的著作《米德爾馬奇》中,她的力量達到了最高峰,這部宏偉的著作,包括它所有的不足之處,是為成年人而寫的寥寥可數的幾部英國小說之一。然而,她不再滿足于那個田野和農莊的世界。在現實生活中,她曾經在別的地方尋求她的出路;而且,雖然回顧往昔是心平氣和、令人寬慰的,但是甚至在那些早期作品中,也有那種困惑的心情、嚴格的苛求、懷疑的詰問和受到挫折的人物存在,而這種人物就是喬治·愛略特本人。在《亞當·比德》中的黛娜身上,我們隱隱約約地看到愛略特的身影。

  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麥琪身上,她更加公開而完整地顯示了她自己。她是《珍妮特的懺悔》中的珍妮特,是《羅慕拉》一書中的女主人公羅慕拉,是《米德爾馬奇》中追求智慧並且在與拉第斯勞的婚姻裡尋求人們幾乎不能理解的東西的多羅塞婭。我們傾向於這種想法:那些對喬治·愛略特感到抵觸的人們,是由於她的女主人公才會如此,而且他們很有理由這樣做;因為,毫無疑問,她們顯示了她最壞的方面,使她陷入困難的處境,由於自我意識而忸怩作態,不斷地說教,而且有時候粗陋庸俗。

  然而,如果你能把這種姐妹關係統統丟開,你就會離開了一個渺小得多、低級得多的世界,儘管這是一個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和更高的歡樂和安慰的世界。在說明她的缺點(就缺點本身而論)的原因之時,你會想起,她三十七歲之前從未寫過小說,而當她到了三十七歲,她就逐漸帶著一種痛苦和近於忿恨的混合情緒來考慮她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她寧可完全不要想起她自己。

  後來,當創作能力的第一次高潮衰退下去而她已獲得了自信,她就越來越站在個人的立場來寫作,但是,她這樣做並沒有毫不猶豫地拋棄那年輕的主人公。當她的女主人公說出了她想說的話時,總是顯示出她的自我意識的痕跡。她想盡一切可能的辦法來加以掩飾。此外,她賦予那自我意識以美感和財富;更加不可能的是,她還企圖創造出一種白蘭地酒的風味。但是,她是受到她的天才力量的驅策,才挺身而出在那寧靜的田園生活場景現身說法的,這仍然是一個令人窘困的、帶有刺激性的事實。

  那位堅持自己出生於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高尚而美麗的姑娘,是個最明顯的例證,說明一位女主人公可以在她的周圍散佈什麼樣的毀滅性影響。當她還是一個小姑娘,只要跟吉卜賽人逃跑或把釘子敲進玩偶的身軀便可使她滿足;這時幽默感控制著她,使她天真可愛;但是,她在不斷地發展著;還沒等喬治·愛略特明白過來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她的手裡就已經掌握著一個完全成年的女人了,她所要求的不是吉卜賽人,不是玩偶,也不是聖奧格鎮本身能夠為她提供的什麼東西。

  愛略特起初為她創造了費利浦·威根姆,後來又創造了斯蒂芬·格斯特。人們經常指出前者的軟弱和後者的粗糙,但是,這兩個人物,在他們的軟弱與粗糙之處,與其說是表明了喬治·愛略特沒有能力描繪一幅男性的肖像,還不如說是表明了當她不得不為她的女主人公構想出一個合適的伴侶之時,那種拿不准的、不堅定的、沒有把握的摸索使她的手顫抖。首先,她被迫超越了那個她所瞭解和熱愛的故鄉的世界,涉足於中產階級的客廳,在那兒,青年男子們整個夏日的早晨放聲歌唱,而年輕的婦女們則坐著為義賣會刺繡吸煙帽。她覺得自己在這方面是個外行,正如她對於所謂「良好的社會」的笨拙諷刺所證明的那樣。

  良好的社會有它的紅葡萄酒和它的絲絨地毯,它的預約六個星期之久的宴會,它的歌劇和幽雅的舞廳……它的科學由法拉第來研究,而它的宗教活動則由出入於名門豪族的高級牧師來主持,它怎麼還會需要信心和強調呢?

  在那段文字裡,絲毫也沒有幽默感或洞察力,只有一個妒忌者的報復心理,而這種心理我們覺得它在本質上是個人的。但是,儘管我們的社會制度對於一位偏離正道、超越界限的小說家的同情心和辨別力的要求複雜到可怕的程度,麥琪·吐立弗的所作所為要比把喬治·愛略特從她的自然環境中硬拉出來還要可怕。她堅持要把偉大的、情緒激動的場面引進到作品中去。她一定要墮入情網;她一定要陷於絕望;她一定要緊緊地擁抱著她的哥哥葬身于激流之中。你越是仔細地考察這些偉大的、情緒激動的場面,你越是忐忑不安地預感到烏雲在醞釀、凝聚、密佈,到了緊要關頭,這片烏雲會在我們的頭頂上突然綻裂,化作一陣幻想破滅、嘮叨不已的傾盆大雨。

  這有一部分是由於她掌握對話(當它不是方言的時候)的能力軟弱,還有一部分是由於她帶有一種上了年紀的人害怕疲勞的心理,在需要努力激起感情、集中思想之時,她似乎畏縮不前。她放任她的女主人公們嘮叨不已。她缺乏巧妙恰當的措辭。她缺乏那種選定一個句子並把某個場面的核心壓縮到這個句子中去的準確無誤的鑒別能力。「你打算和誰跳舞?」奈特利先生在韋斯頓家的舞會上問道。「和你跳,如果你邀請我的話。」愛瑪說道①;她這樣說,就足以表達她的心情了。要是《米德爾馬奇》中的卡索朋夫人,就會說上一個小時,而我們就會不耐煩地向窗外望去。

  ﹛①這是奧斯丁的小說《愛瑪》中的一段對話。﹜

  然而,把這些女主人公毫不同情地打發掉,把喬治·愛略特限制在她的「遙遠的過去」的農村天地裡,那末你不僅削弱了她的偉大之處,而且喪失了她真正喜愛的東西。那偉大之處就在眼前,我們對此不能懷疑。那視野的遼闊,那些主要特寫場面的宏大而堅實的輪廓,那些早期作品朝氣蓬勃的光彩,那些後期作品尋求探索的力量和內涵豐富的反省,吸引我們超過限度地漫步徘徊、流連忘返。然而,正是對於這些女主人公,我們要投以最後的一瞥。「從我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起,我就在尋求我的宗教,」多羅塞婭·卡索朋說道,「我過去經常祈禱——我現在幾乎不再祈禱了。我現在試圖放棄那種僅僅為了自己的欲望……」她是在為所有那些女主人公說話。那就是她們面臨的難題。沒有宗教她們就沒法生活,於是當她們還是小姑娘的時候,她們就開始尋求一種宗教。

  對於仁慈善良的德性,每一位女主人公都抱有一種深深的女性的激情,這使得她懷著渴望和痛苦佇立之處成為那部作品的中心——這裡就像教堂一般安靜肅穆、與世隔絕,然而,她卻再也不知道應該向誰祈禱。她們在學習過程中追求著她們的目標;在成年婦女的日常職責中追求;在女性更為廣泛的貢獻中追求。她們並未找到她們所追求的東西,我們對此不能懷疑。那古老的女性意識,充滿著痛苦和情感,在沉默了許許多多年代之後,似乎已經在她們身上氾濫、洋溢,並且發出一種呼聲來要求某種東西——她們幾乎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某種或許是與人類存在的各種事實水火不能相容的東西。

  喬治·愛略特的智力實在太強了,她決不會去竄改那些事實;而她的胸懷又太寬闊了,決不會去平息那種真理的要求,因為它是一種嚴峻的真理。她們的努力拼搏是極其勇敢的,除此以外,那一番搏鬥對她的女主人公們而言總是以悲劇告終,或者以一種妥協作為結局,那就甚至更為悲慘。然而,她們的故事,就是喬治·愛略特本人經歷的不完整的版本。對她來說,婦女生活的沉重負擔和複雜處境也不能使她滿足,她必須超越禁區,為她自己摘取那奇異而光彩奪目的藝術和知識之果。她把它們緊緊地攥在手裡,幾乎沒有什麼女人曾經這麼做過,她不願拋棄她自己所繼承的東西——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標準——也不願接受一種不恰當的報償。

  我們就這樣看見了她,一位難忘的人物,受到過分的讚揚而又在她的聲譽面前畏縮不前,失望沮喪,矜持緘默,顫抖著退縮到愛情的懷抱中去,似乎只有在那兒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也可能是合法的歸宿,同時,她又懷著那種「過分挑剔而又如饑如渴的雄心壯志」,伸出手來要求生活能夠為那自由而好奇的心靈提供的一切東西,並且以她的女性的抱負去勇敢地面對那男性的現實世界。不論她的創作可能有過什麼遭遇,勝利成功就是她的結局,當我們回想起她敢於追求和得到的一切,想起她如何克服了阻擋她的每一個障礙——性別、健康和習俗——想起她追求更多的知識和更多的自由,直到她的軀體在這雙重的負擔壓迫之下憔悴不堪、精疲力竭,我們應該在她的墳墓上安放我們力所能及的任何紀念品,給她獻上月桂和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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