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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她的生活記錄的第一卷,是異常令人沮喪的。在這卷記錄中,我們看到她呻吟著、奮鬥著,從褊狹的鄉村社會難以忍受的厭倦之中掙扎出來(她父親的社會地位上升了,比較接近於中產階級,但中產階級的生活不如田園生活富於詩情畫意),成為一個有高度才智的倫敦報刊的助理編輯,成為赫伯特·斯賓塞的受人尊敬的同事。當她把這些早期的生活階段在悲傷的獨白之中披露出來,它們是令人痛苦的,克洛斯先生指責她借這些獨白來訴說她本人的經歷。她在少年時期就很突出,是一位「肯定很快就能學會關於服裝俱樂部的某種技能」的姑娘;後來她製作了一張基督教會的歷史圖表,借此集資修復一座教堂;接下去她喪失了宗教信仰,使她的父親十分惱火,以至於拒絕和她一起生活。

  接踵而至的就是她翻譯斯特勞斯《耶穌傳》①的那場鬥爭。這本書本身是沉悶而「使人心靈麻木」的,何況她必須承擔料理家務和護理臨死的父親這些通常屬於女性的職責,她十分依戀手足之情,卻沮喪地相信,由於她成了一位女學者,她正在喪失她的兄弟對她的尊敬,這一切都幾乎不能稍為減輕那種沉悶的感覺。她說:「我經常像一隻貓頭鷹一般走來走去,使我的兄弟感到極端地厭惡。」有一位朋友看到她面對著基督復活的塑像,煞費苦心地翻譯斯特勞斯的《耶穌傳》,他寫道:「可憐的人兒!看到她面色蒼白憔悴,頭痛欲裂,還要為她的父親擔憂,有時候我真是可憐她。」

  ﹛①斯特勞斯(1808~1874),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青年黑格爾派代表之一。他的《耶穌傳》是對基督教的一種批判。﹜

  然而,雖然當我們閱讀她的故事之時不得不帶有一種強烈的願望,但願她的人生歷程的各個階段即使不是更加平穩至少也要更為美麗,但是,在她向文化的堡壘進軍之時,帶有一種頑強的決心,它使這部作品超越於我們的憐憫之上。她的進展是非常緩慢、非常艱難的,然而,在它的後面,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高尚的雄心壯志,作為不可抗拒的動力在推動著她。每一個障礙最後都從她的道路上掃除了。她瞭解每一個人。她閱讀一切作品。她驚人的理智的活力獲得了最後勝利。青春已經消逝,但她的青春是飽經憂患的。於是,在三十五歲那年,正當她精力最為充沛、意志極端自由之時,她作出了決定,這個決定對她說來意義如此深遠,甚至對於我們說來仍然至關緊要:她決定到德國魏瑪去,與喬治·亨利·路易士①結伴同行。

  ﹛①喬治·亨利·路易士是著名批評家、政論家,他的妻子進了瘋人院。他和愛略特的結合被偽善的資產階級社會認為是不道德的。﹜

  她和路易士結合之後不久隨即創作出來的那些作品,最充分地證實了與個人的幸福同時來到她身邊的極大的自由。它們本身就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享受。然而,在她的文學生活的起點,人們可以在她的某些生活境遇中發現種種影響,這些影響使她的思緒從她本身和當前的情景中游離開去,轉向往昔的歲月和鄉下的村莊,轉向安靜、美麗、單純的童年回憶。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牧師生涯片斷》而不是《米德爾馬奇》。她和路易士的結合使她被愛情的氣氛所包圍,但是,由於社會環境和傳統習俗,他們的結合又使她離群索居。她在一八五七年寫道:「我希望人們諒解,我決不會邀請別人來拜訪我,要是他本人沒有要求我作出這種邀請的話。」

  後來她又說,她「被這個世界所排斥了」,但她並不後悔。起初是由於她的境遇,後來則不可避免地由於她的名聲,她變得如此令人矚目,她喪失了在默默無聞時同等的條件下活動的能力,這個損失對於一位小說家來說,是很嚴重的。儘管如此,當我們沐浴在《牧師生涯片斷》的明亮的陽光之中,感覺到那個博大的、成熟的心靈帶著一種放縱的自由感在她那「遙遠的過去」世界中展示出來,要談論她的損失,似乎是不恰當的。對於這樣一個心靈來說,一切都是收穫。

  所有的經歷,通過一層又一層知覺和反省的過濾,豐富了、滋養了這個心靈。在描述她對於小說的態度之時,根據我們對於她的生活的點滴瞭解,我們最多只能說,她對於某些教訓(即使她獲得了這些教訓,卻不是很早就獲得的)耿耿於懷,這些教訓之中,在她身上留下最深烙印的或許就是那種逆來順受的憂鬱品質;她把她的同情心寄予平凡的人物,並且十分樂於詳細敘述家常的、普通的歡樂和憂愁。她沒有羅曼蒂克的激烈態度,這種態度與個人獨立存在的感覺聯繫在一起,它是永不滿足的,不受壓抑的,在這個世界的背景之上鮮明地勾勒出它的形象。

  一位目空一切的年邁的牧師,當他啜著威士忌酒沉思夢想之時,《簡·愛》的那種火辣辣的自我中心主義,會在他的心頭激起什麼樣的愛和恨?《牧師生涯片斷》、《亞當·比德》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這些最初的作品是非常優美的。她筆下的波伊澤、道特森、吉爾菲、巴頓這些家屬和其他人物,包括他們的環境和附屬物,他們的優點是不可估量的,因為他們是有血有肉的,我們在他們中間活動著,時而厭煩,時而同情,但是對於他們所說和所做的一切,我們都毫無疑問地接受,我們只把這種信任給予偉大的、有獨創性的作品。她把一股記憶和幽默的洪流如此自然而然地傾注到一個人物身上,一個場面緊接著另一個場面,直到那幅古老的英國鄉村織錦畫面重新呈現出來,這股洪流和一種自然的進程有這麼多共同之處,使我們很少意識到還有什麼可以批評的地方。我們欣然接受了這一切;我們感覺到了只有偉大的、創造性的作家才能給予我們的那種妙趣橫溢的精神上的溫暖和鬆弛。

  在闊別多年之後,重新來到這些作品面前,它們甚至會出乎我們意料地傾瀉出同樣豐富的能量和熱力,以至於我們非常想要休憩於這股暖流之中,就像我們沐浴於從果園的紅色磚牆上方照射下來的陽光裡。我們如此順從地接受了英格蘭中部農夫和村婦的幽默感,如果我在這方面帶有不假思索地放任自流的因素,那麼在這些情況中也是如此。我們幾乎不想去分析我們覺得如此宏大而富於人性的東西。

  當我們考慮到謝潑頓和海斯洛普的世界在時間上的距離多麼遙遠,考慮到那些農夫和雇工的心靈和喬治·愛略特大部分讀者的心靈距離多麼遙遠,我們只能把我們從普通房屋到鐵匠工場、從村舍小屋的客廳到教區牧師的花園各處漫遊之時那種悠閒而喜悅的心情,歸功於這個事實:喬治·愛略特不是用一種恩賜的態度或好奇的心理,而是用一種同情的精神來使我們分享他們的生活。她不是諷刺家。她的心靈的活動太過緩慢而笨拙,不適宜於喜劇。但是,她淵博地掌握了人類天性中的主要因素,用一種寬恕容忍、審慎得體的理解力把這些因素鬆散地凝聚在一起,當你重新閱讀這些作品之時,就會發現這種理解力不僅使她的人物保持生動活潑,而且賦予他們一種對於我們的歡樂和眼淚的出乎意料的控制能力。就拿著名的波伊澤太太來說吧。很容易把她的特殊癖性發揮到極點,而事實上,喬治·愛略特或許有點太過頻繁地想要嘲弄別人卻使她自己在同樣的地方反過來受到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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