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日將盡(36)_石黑一雄

三六

　　我自己幾乎隱藏在茶室最裡面的靠牆位置，不過即便隔著整個房間的距離，我依然能清楚地看到戶外陽光朗照的街道，還能辨認得出對面人行道上的路標，上面指出了幾個附近的目的地。其中一個目的地是默斯登村。您或許也會覺得「默斯登」這個地方聽來耳熟，我昨天在道路交通圖上第一次看到這個地方時心裡也是一動。實際上，我必須承認，我甚至一度想稍稍調整一下既定的路線，繞點路前去親眼看看那個村莊。薩默塞特郡的默斯登曾是吉芬公司的所在地，在過去，人們都是向默斯登發送訂單，訂購吉芬公司生產的拋光用深色蠟燭的，該產品是「切成薄片後與上光蠟粉以手工混制而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吉芬的產品絕對是市面上最好的銀器上光劑，一直到戰前不久，市場上出現了新式化工替代品以後，對這一優質產品的需求才開始衰落。

　　我記得，吉芬銀器上光劑是二十年代初問世的，而且我能肯定，我並非唯一一個將這一產品的出現與我們業內心態上的轉變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人——那一轉變將為銀器清潔上光的工作推到了至為重要的中心位置，而且總體說來直到今天仍是如此。這一重心的轉移，我認為，就像這一時期其他眾多的轉變一樣，是一種代際間的變革；正是在那些年間，我們這一代管家已經「長大成人」，尤其是像馬歇爾先生這樣的人物，在使銀器上光成為核心要務方面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當然這並不是說為銀器清潔上光的工作——尤其是那些會擺上餐桌的銀制器皿——在過去並沒有得到嚴肅的對待。但如果說，比如家父那一代管家並沒有把這項工作看得有如此重要，這應該不算是有失公允的；有如下事實可資證明：在當時，大戶人家的管家極少有人親自監管銀器清潔上光的工作，大都認為交給像是副管家這樣的下屬去督管也就足夠了，只不過時不時地檢查一下而已。

　　大家公認是馬歇爾先生首度全面認識到了銀器的重要意義——亦即，闔府上下再也沒有其他任何物件會像餐桌上的銀器那般受到外人如此深入的仔細審視，由是，銀器也就起到了衡量一戶人家整體水準的公共指數的作用。馬歇爾先生是第一位因為將沙勒維爾府的銀器拋光到前此無法想像的程度，使得來訪的淑女士紳為之而心醉神迷的人物。勢所必然，全國上下的管家們在各自雇主的壓力之下，很快也就將全副精力集中在銀器的清潔上光這一問題之上了。

　　我記得，很快也就有好幾位管家異軍突起，每一位都宣稱自己發現了可以超過馬歇爾先生的妙方——這種妙方他們又無不裝模作樣地當作獨得之秘概不外傳，就如同那些獨守祖傳食譜秘方的法國名廚一般。可是我確信——在當時我就這麼認為——像是傑克·內伯斯之輩所賣弄的那些煞有介事而又神秘兮兮的上光步驟對於最終的結果是極少甚至根本就不會有任何作用的。在我看來，這項工作並無任何神秘可言：只要你使用上好的上光劑，只要你加以嚴格的督責即可。吉芬曾是當時所有獨具慧眼的管家們的共同選擇，只要使用得法，你就無須擔心自家的銀器會比任何人家的有絲毫遜色。

　　我很高興能夠回憶起，達林頓府的銀器有好幾次都對於客人產生了可喜的影響。比如說，我記得阿斯特夫人曾經說過，語氣中不無一定的苦澀，我們的銀器「有可能是無與倫比的」。我還記得曾親眼看到蕭伯納^①先生，那位著名的劇作家，有天晚上在餐桌上極為仔細地檢查他面前的那把吃甜點的小銀匙，還特意把它舉到燈光底下，拿它的表面跟手邊的主菜盤進行細細的比照，對於周圍的客人則完全視而不見。不過，如今回憶起來最讓我感到得意的，應屬某個夜晚一位相當顯赫的人物——一位內閣大臣，不久後即出任外交大臣——對達林頓府進行的一次絕對「不宜公開」的訪問。事實上，既然當時那些來訪所造成的結果早已詳細地記錄於文獻當中，我也就沒有理由再遮遮掩掩了，我所說的這位訪客就是哈利法克斯^②勳爵。

　　﹛①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國劇作家、評論家，費邊社會主義者，主要劇作有《愷撒和克婁巴特拉》、《人與超人》、《巴巴拉少校》、《皮格馬利翁》、《聖女貞德》等，獲一九二五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②哈利法克斯（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Halifax，1881～1959），英國保守黨人，歷任印度總督、上院領袖等要職，在外交大臣任內對納粹德國實行綏靖政策，後任駐美大使，稱號為哈利法克斯伯爵一世。﹜

　　結果，那次特別的來訪只是哈利法克斯勳爵與時任德國駐英大使裡賓特洛甫^①先生之間整個一連串此類「非官方」會晤的開始。不過在那第一個晚上，哈利法克斯勳爵的態度卻極為審慎；實際上他來到達林頓府的第一句話就是：「說實話，達林頓，我真不知道你敦促我到這兒來幹什麼。我知道我肯定會為此而後悔的。」

　　﹛①裡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納粹德國戰犯，外交部部長，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曾任駐英大使，一九三九年赴莫斯科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戰後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

　　裡賓特洛甫先生估計還要一個多鐘頭才能到，爵爺於是就建議先帶客人參觀一下達林頓府——這個策略曾幫助不少精神緊張的客人放鬆下來。不過我在繼續忙我的工作的時候，多次聽到哈利法克斯勳爵在府裡不同的地方不斷地表達著他對於當晚那次會晤的疑慮之情，達林頓勳爵對他的反復安撫也終歸是徒勞。可是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突然聽到哈利法克斯勳爵驚呼道：「我的天哪，達林頓，尊府的這些銀器真是太賞心悅目了。」

　　當時我聽到這樣的讚譽自然是非常高興，不過這個小插曲所帶來的真正令人滿意的結果卻是兩三天后才出現的，達林頓勳爵特意對我說：「順便說一句，史蒂文斯，咱們的銀器那天晚上給哈利法克斯勳爵留下了極為深刻的美好印象，使得他整個的心緒都為之而一變。」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爵爺的原話，所以那可絕非是我個人的想入非非：銀器所保持的良好狀態對於緩和那晚哈利法克斯勳爵和裡賓特洛甫先生之間的緊張關係，的確做出了雖說微不足道卻又是意義重大的貢獻。

　　話已至此，關於裡賓特洛甫先生的情況我再多說幾句或許也不為過。當然，現在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裡賓特洛甫先生是個大騙子手：那些年間希特勒的計劃就是盡可能長時間地欺騙英國，隱瞞其真實意圖，而裡賓特洛甫先生在我們國家唯一的使命即具體地實施這一騙術。如我所說，這是大家普遍持有的觀點，我並不想在此提出異議。然而，令人著惱的是聽到大家如今說起這件事來的那種口氣，就仿佛他們從未有一時一刻上過裡賓特洛甫先生的當似的——仿佛就只有達林頓勳爵一個人相信他是位高尚的紳士，只有爵爺一個人跟他建立過工作上的關係似的。事實是，在整個的三十年代，裡賓特洛甫先生在所有那些最為顯赫的宅第中都被視為一位備受尊敬的人物，甚至是位光彩照人、富有魅力的人物。

　　尤其是在一九三六和三七年間，我還記得僕役大廳裡隨侍主人來訪的僕傭們圍繞著「那位德國大使」的所有那些話題，從他們的談話當中可以清楚地瞭解到，當時本國的許多最為顯赫的名媛和士紳都很為他著迷和傾倒。如前所說，聽到同樣這些人現在談起當時的情況居然完全變了樣，尤其是有些人說到爵爺的那些話，實在是令人著惱。只要看看他們其中幾位當年的邀客名單，你立刻就會明白這些人有多麼偽善；你就會看得清清楚楚，當初裡賓特洛甫先生不僅僅是在同樣這些人的餐桌上用過餐，而且還經常是作為貴賓被奉為上座的。

　　不僅如此，你還會聽到同樣這些人說起來就好像是因為達林頓勳爵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所以他在那些年間的幾次德國之行才受到了納粹的特別禮遇。如果，比方說，只要《泰晤士報》刊登一份紐倫堡集會^①期間德國人大宴賓客的邀客名單，我想這些人肯定就不會這麼大言不慚地胡說八道了。事實上，英國最為顯貴、最受尊敬的名媛和士紳都曾受到德國領導人的殷勤款待，而且我敢發誓，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這些人當中的絕大多數從德國回來以後對於招待他們的東道主都讚譽有加。任何對於達林頓勳爵當初是在跟一位眾所周知的敵人暗通款曲的暗示，都可以說是只圖自己方便而完全罔顧了當時真實的政治氣候。

　　﹛①紐倫堡集會（Nuremberg Rally），即德意志帝國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八年每年一度的納粹黨代會，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權後尤其成為盛大的年度納粹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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