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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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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讓他不確定的是文學這條路:第一本小說出版後,卡爾維諾幾年來試著延續之前寫實-社會-頑童歷險路線寫出其他小說,但不是被他的老師及顧問毫不留情地大加撻伐,就是丟到垃圾桶裡。厭倦於耕耘後的挫敗感,純憑一股說故事的衝動,揮筆寫出《分成兩半的子爵》。既然只是一篇「娛樂文章」,無須小題大作,本想在雜誌上發表不打算出書,但維多裡尼堅持要收入他的「籌碼」叢書中出版,並出乎意料獲得一致好評,艾密利歐·契科亦撰文贊許,這意味著卡爾維諾登堂入殿(登榜新科)進入意大利「官方」文壇。意共則爆發了一場對這類「現實主義」的小小論戰,亦不乏權威人士的正面評價居中持平。 由那次的肯定,卡爾維諾「寓言家」(這個頭銜在他的第一本小說書評中已經出現)以司湯達嘲諷筆法重現當代經驗的系列作品大放異彩。維多裡尼為解釋這次的交替,率先喊出「寓言色彩的現實主義」和「風格寫實的寓言」是為幸運程式。卡爾維諾也試著就理論角度結合他的知識與創作元素:一九五五年佛羅倫薩一次會議中提出的正是他研究中組織最嚴謹的部分(《獅心》,《比擬》雜誌,VI,66)。 卡爾維諾於五十年代奠定了他在意大利文壇的地位,當時的氣氛與他在理念上始終難以割捨的四十年代末相去甚遠。五十年代的文學中心在羅馬,即便公開宣稱自己是「都靈人」的卡爾維諾,大多時間也都待在羅馬,享受那座無憂城,以及平易近人的卡爾洛·萊維為首,數不清的朋友與食友。 那幾年,朱利歐·埃伊納烏迪委託他的寓言作家由民間傳說整理出一套《意大利童話》,卡爾維諾負責從收集到的已發表及未發表的十九世紀民間故事中篩選,並自方言翻譯為意大利文。同時也是一份學術工作(請參閱其研究、前言及注釋),一度喚醒了卡爾維諾已然淡去的研究興趣。 另一方面,政治大論戰的時機成熟,使共產世界堅實一體的表像受到打擊。一九五四年到五五年,意共知識分子派系鬥爭似乎暫告一段落,卡爾維諾與沙林納利、特隆巴朵利在羅馬合辦的《當代》週刊開始密切合作。同一時間與米蘭黑格爾-馬克思流派的切薩雷·卡瑟斯(Cesare Cases),尤其是與雷納多·索密(Renato Solmi)的對話別具意義,而在這兩人背後是法朗克·佛提尼(Franco Fortini),不論之前或未來都是卡爾維諾最難應付的對手。一九五六年卡爾維諾投入黨內鬥爭(並為羅馬《不設防城市》雜誌寫稿),一九五七年退黨。曾經(一九五八至五九年)加入新左派社會黨的論戰,為安東尼奧·焦利蒂(Antonio Giolitti)的《過去與現在》雜誌及《明日意大利》寫稿。 一九五九年維多裡尼創辦一份以當時文學主流相關論文及文評為主的專刊《樣書》(Il Menabò),邀卡爾維諾與他同列主編。在《樣書》上卡爾維諾發表了幾篇關於世界文學概況的雜文:《客觀性之無限》(《樣書》,2,一九五九年)、《挑戰迷宮》(《樣書》,5,一九六二年),還有一篇試圖勾勒意識形態整體輪廊的文章《勞工反證》(《樣書》,7,一九六四年)。朋友們對最後那一篇的意見促使他決定徹底放棄理論研究。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間,卡爾維諾在美國待了六個月。接下來十年他待在國外的次數日增。一九六四年結婚,妻子是阿根廷人,原籍蘇俄,從事英文翻譯,住在巴黎。一九六五年得一女。 最近幾年可以為卡爾維諾作傳的資料愈來愈少:他對公共事務的介入漸少,較少露面,不為報紙寫稿,不因贊成或反對惹人討厭。關於他所做的旅行所知不多,因為他是少數幾位既不寫遊記也不寫傳真報道的意大利作家之一。他遠離文壇,於一九六八年拒領三百萬里拉獎金得到印證。 《樹上的男爵》一書作者似乎下定決心要與外界保持距離。他已達到事不關己、漠不關心的境界?認識他的,知道他其實是因為深刻認識到世界的複雜,以至於在滾滾湧至的期盼及焦慮中張口無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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