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館上總裁第七書|朱彝尊

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稗官踳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閣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

　　長編成于李燾，其旨甯失于繁，毋失於略。故國史官文書而外，家錄、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無妨眾說並陳，草創討論，而會於一。今則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掛一而漏萬，失燾之體例矣。家錄、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詮次，而後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

　　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冤，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睹《太宗實錄》，何由知計出於反間乎？蓋以本朝檔子，合之崇禎《邸報》，遠不相蒙，是必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

　　至於甲申寇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啟皇后張氏于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莊烈湣皇帝之諡，定自本朝。而野紀紛紜，或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諡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殉難諸臣，俱經錫諡，應特書於傳後。而內官從死者，或王之臣，或王之心，或王之後，其實則王承恩，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征矣。又莆田王公家彥，以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難，見聞者無異辭。乃順治九年，章皇帝軫念殉國諸臣，特命禮部錫諡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禮者獨遺王公不與諡，豈非闕典也與？

　　側聞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崇禎間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閣下奚不請於朝，暫假文皇帝、章皇帝兩朝《實錄》，亟令史館監生，謄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覽者將謂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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