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國金佗稡編·山陽辨

卷二十三籲天辨誣卷三山陽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此邦于邊面最為要害，蓋捍禦所當先者，而其議論乃爾，莫曉所謂。他日見士大夫，則又二三其辭，忠於謀國者，固如是乎？茲者入覲行朝，力辭使命，雖已勉徇所請，而充位廟堂，自若也。夫廟堂，算略所從出，使飛所為，悉如山陽之事，豈不上誤注倚。」又言「臣近者嘗抗章論列樞密副使岳飛，過咎不一，乞行罷免。陛下眷遇大臣，務全終始，至今寂然，未聞處分。臣待罪言路，有不得而已者。其他不復縷陳，姑以近日一事言之。楚州外扼賊營，內藩王室，實淮上襟要之地，所當悉力捍禦，不可忽也。前此大帥是臨，為備頗嚴，虜不得犯，民以安處。乃者帥臣入登廟堂，而城郭、兵革固自若也。陛下軫念邊疆，宵旰以之，亟命飛等出使，措置其事，自應仰體淵衷，過為之防，而乃宣言於眾，以楚為不可守。夫所謂不可守者，城不堅乎？兵不眾乎？地利不足恃乎？城之不堅，葺之可也；兵之不眾，益之可也；若以地利為不足恃，則相持累年，了無疏虞，其效明甚。質之以三說，飛之所言妄矣。況吾之所恃以為險者，大江而已。若不守楚，使虜得以衝突，則大江之險，遂與彼共之，朝廷雖欲一日奠枕，其可得乎？飛任隆兵樞，安危所賴，而謀國不令，乃至於此。尚俾參贊廟謨，其不誤事者幾希。」又言：「飛昨來被旨起兵，則固稽嚴詔，略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命出使，則妄報偏見，欲棄山陽而守江。以飛平昔不應至是，豈其忠衰於君，誠如古人之謂耶？」又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之罪，章已三上。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恐傷之，姑示優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安可但已。況其間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明詔，不肯出師，以玩合肥之寇；首為異議，不務保城，以捐山陽之地。」又言：「聞飛近同張俊，往淮東措置軍事。飛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致喧外議，以謂朝廷欲棄山陽。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不然，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也。豈非飛之意可以誤國乎？夫謀國不忠者，其效必至於誤國，飛實有焉。若使尚贊樞機，終恐有誤委任。物論籍籍，其失人之望如此。」又言：「臣嘗論楚州不可不固守，又論岳飛等不和，各植黨與，有違陛下更制之初意。臣初止聞時議欲不守兩淮，而不知主其議者為何人；止聞岳飛不和，不知所以致不和之由者為何事。於是力采輿論，而後知其原，皆出於岳飛一人而已。何則？飛自去秋入覲，便為保江之說，且欲移屯於九江，置兩淮於度外。有識聞之，莫不嗟駭。暨擢登宥密，與張俊同之楚州，措置軍事。陛下深思遠慮，其付託顧亦重矣。方俊欲繕治楚之城也，而飛輒沮之；欲經營兩淮要害之郡也，而飛又以為不可。臣不知飛之意果何如，而至於是耶？」

　　熊克《中興小曆》曰：「紹興十一年秋七月，右諫議大夫萬俟卨言：『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萬，無橫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癸醜，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南，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趣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眾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它之，飛意在附會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八月，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右諫議大夫萬俟卨等論飛罪，以謂今春虜騎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趣飛來援，而飛固稽嚴詔，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致喧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於是飛上章丐罷，甲戌，以為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飛即罷，而俊獨留鎮江為備。」

　　《野史》傳曰：「紹興十一年，奉詔按兵楚州。行次鎮江時，韓世忠人馬入教場，俊欲分其背嵬，飛曰：『不可，今國家唯自家三、四輩，以圖恢復。萬一官家複使之典軍，吾曹將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俊謂飛曰：『當修城守。』飛不答者久之，俊屢強問，亦勉答曰：『吾曹蒙國家厚恩，當相與戮力複中原，若今為退保計，何以激勵將士？』又不樂，語頗侵飛。遂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飛墾救數四，不從。俊歸，遂倡言飛議充山陽，專欲保江。檜風諫臣羅汝楫彈之，會飛亦自請解兵柄，遂為萬壽觀使。」

　　臣珂辨曰：「臣聞自古小人之誣忠良，必先覆護其所短者，反以加之，庶幾上以欺當時，下以欺後世。忠良被誣，而其所短則覆護不露矣。彭盎以通吳，受按于晁錯，而吳反，則請誅昏者，昏被誅，而盎之跡可掩也。翟方進以厚淳於長敗露，而輒條長所善者，所善被黜，而方進之愧可謝也。先臣山陽之役，何以異此。

　　且台評之所以為說者，豈非謂先臣欲棄山陽而保江耶？是說也，張俊實倡之，秦檜實主之。俊之倡之也，所以欺當時；檜之主之也，所以欺後世。欺當時者，所以欺國人以及其君也；欺後世者，不惟欺其君，而又托之君以為說也。嗚呼！小人之誣忠良乃如是，其可畏哉！

　　且怯敵以退保者誰乎？豈非張俊耶？激於先臣『當戮力以圖克復，豈可為退保計』之兩言，自知其中心之素不可掩匿，故倡為欲棄山陽保江之說，以誣先臣。而萬俟卨、羅汝楫從而和之，市三傳而有虎矣。曾不知以『並亡無益』、辭趙鼎楚州之援者，此俊也；畏劉麟之鋒，而欲棄盱眙之屯者，此俊也；大駕親征，而以墜馬傷臂為辭，趙鼎欲誅之者，亦此俊也。俊平日之勇怯，不可掩人如此，況是時遷怒於二候兵之不辜，俊之憾深，而俊之跡見矣。是其倡為此說，以欺當時，而上及其君者，所以自蓋其怯敵欲退保之罪，因不平其軋己，而嫁禍於先臣，以自附於檜也。

　　欲畫淮以和戎者誰乎？豈非秦檜邪？檜欲和戎，以踐宿昔之盟，而先臣不死，恐壞其議，故謀置先臣於死地。猶慮萬世之議己，乃撰為玉音，以實其罪耳。曾不知異時諸將併入，版圖半上職方，亟請班師者，此檜也；淮西虜遁，將議遂北，而召諸將，拜以樞管者，此檜也；通書虜酋，主畫淮之誓者，亦此檜也。使先臣少貶其說，則與檜意合矣，尚何後患之有。況熊克《中興小曆》稱宰執奏事，而有此玉音，以此觀之，檜自述此玉音于史臣，俾之記之，欲以欺後世，而又托之君者，所以自蓋其畫淮和戎之罪，因懼其為己禍，而駕說於先臣，以並誣其君也。

　　且建炎四年，張俊嘗以虜人擾江東、西為慮，而命先臣守鄱陽矣。而先臣之言曰：『山澤之郡，車不得方軋，騎不得並行，虜得無斷後之慮乎？但能守淮，何慮江東、西哉！使淮境一失，天嶮既與虜共之矣，首尾數千里，必寸寸而守之，然後為安耶？』俊心服而從之。及獻靖安之俘，陛對首論及此，且測其必不至，但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高宗皇帝玉音嘉納，載在國史，可考而見。夫先臣知守江之東、西，不可以不先守淮，則棄山陽而守江者，是果先臣之謀乎？

　　建炎元年，張所招撫河北，嘗以河南、北之利害問先臣矣，而先臣之對曰：『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亙，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為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複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夫先臣知守河南在於先守河北，知守燕雲在於先守金坡諸關，則棄山陽而守江者，是又先臣之謀乎」一先臣也，豈有智於前而愚於後，明於建炎而暗於紹興者哉？是雖三尺之童，亦知其決不然也。

　　原先臣之心，有進擊而無退保，有規恢而無控守，其說曰：『中原者，吾家之堂奧也，皇天之全付，祖武之肇造，不可一日忘也。』先臣立謬以為保淮之說，是亦無志于中原而已。故因複襄陽，璽書賜問，則自請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為長久之策。因議大舉，親書密奏，則願期三年，盡複故疆以報。及謝講和之赦，則陳其『唾手燕雲』之誓；跋屯田之劄，則又見其『尊強中國』之心。至於簡在上心，形諸賜劄者，有曰：『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又曰：『已親劄喻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又曰：『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先臣此心，信於淵衷，布於天下，昭如日星，不可掩晦，是豈區區為守江之謀者！

　　然則俊也，檜也，方行其厚誣忠良之計，而又思所以自覆其跡，欲加之罪，豈容無辭。此棄山陽而守江之說，所以斷斷然加諸先臣，弗恤也。雖然，俊之欺當時，其策已行矣，先臣已死矣，言猶在耳，山林之史有考，則俊雖能欺一時，而不能欺萬世也。檜之欺後世，而山林之史信之，安知異時國史之不書乎？臣又可以不辨乎？

　　借使如台評之論，以謂先臣是時功名之志已衰，則臣抑有辯焉。方先臣之罷樞管也，以是六疏也，而制詞有曰：『奮身許國，彯趙士之曼纓；勵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劍。』夫臧宮者，雲台之臣也，抵掌談兵，馳志伊吾之北，光武才閉關謝虜，以柔道理天下，而宮之志未之伸焉。豈非高宗皇帝念先臣之志，而所以諭詞臣者，其指有在乎？使先臣果嘗倡棄淮之說而得罪，則與宮之事豈不大相矛盾。繇是推之，上必不以此疑先臣，而亦必無此玉音也。

　　然克之《小曆》信之，臣不以它說與克辨，特以克所載者與克辨。克之書曰：『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自秦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己意，有非玉音者。該以為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通三十年，纂為《中興聖語》。』是檜專政之時，敢於矯為，亦明矣。如檜之說，則中外皆知先臣無『楚不可守，城安用修』之說矣，而乃謂對人之言，上何由得之？是日宰執奏事，而玉音及此，豈非檜以為己所親聞，而諭之史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舉世知無此語，而欲以玉音欺後世也。該所謂參以己意者，豈不謂是。然克既知之，而又複據之者，豈不曰是不見刪於《聖語》之書，則或者其有此也。殊不思該之並相者誰乎？萬俟卨也。卨主鍛煉先臣之獄者也，其肯刪之乎？

　　又如克所載，紹興十一年十月戊子，秦檜乞追人證張憲事，而玉音有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搖動人心，非用刑本意。』紹興二十二年四月癸亥，秦檜奏，以王俊彈壓先臣軍有功，乞改差總管，而玉音又曰：『岳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是二人者，或出於遷就以自蓋，或出於假託以自證者也。何以明之？《三朝北盟集》之載，謂先臣下吏，上初不許，檜實矯詔，輿致大理。而《野史》之載，戊子玉音乃在戊寅。蓋制勘院之請，欲召先臣父子對吏，上疑其不然而弗許，故有此玉音也。臣按先臣之下吏，實十月之十三日，其日則是戊寅也。《野史》、《北盟》之載，若合符契，則檜之矯詔信矣。而檜乃易『寅』之一字為『子』，而移之於十日之後，且複以乞追人為辭，而不明言其為何人，是豈非遷就以自蓋其罪乎？先臣在淮西，被詔入朝，蓋未嘗至鄂，而徑趨行在所，遂拜樞管。出按楚州，又未嘗至鄂，而徑還西府，遂奉內祠。至十月，而後有張憲複主軍之謗。然則先臣身在轂下，何繇而有具舟入川之謀乎？況王俊受告訐之賞，先臣被通書之誣，初無彈壓、說諭之事也。使苟有此，則當時治獄，吹毛洗垢，豈無一言及者，是豈非假託以自證其欺乎？

　　觸類而觀之，則檜之沒先臣之功，而重先臣之罪，托為玉音者，詎可勝述，而該之不刪者，亦有以也。

　　至於卨之二疏，克之所據，皆出於孫覿志墓之文。覿以諛墓取足，貿易是非，至以得不償願，作啟譏罵，筆于王明清之錄，天下傳以為笑，在臣不必深辨。而其志韓世忠墓，直謂先臣為『跋扈』，而儷之範瓊，臣故不能無說焉。夫人之賢不肖，天下固有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可以臆決也。夫呂頤浩之元勳，而呂惠卿之誤國，莫儔之附虜，其為人皆不待言而見。而覿之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為世大儒，而自願託名于其文。志莫儔則惜其投閒置散，老死不用，而謂廟堂為非。是其識固可想矣。而於頤浩則直指為山東噉棗栗一氓，是豈複有是非之公哉！覿之取捨如此，則詆先臣以『跋扈』，固無怪者。

　　克蓋心惑乎沈該之不刪，而目眩乎孫覿之所志，則《小曆》之作，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

　　嗚呼！先臣山陽之誣，俊以自蓋其怯敵而倡之，檜以自覆其和戎而成之，覿以苟掩萬俟卨之惡而筆之，克以輕信孫覿之志而述之。冤哉！先臣之不幸也。使識者熟察乎檜、俊之矯誣，覿、克之載記，則先臣之誣，庶幾有辨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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