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第四章大皇帝的統治術四皇權的輪子——軍防(2)

四皇權的輪子——軍防(2)

　　軍權分作兩部分：統軍權歸五軍都督府，軍令權則屬於兵部。武人帶兵作戰，文人發令決策。在平時衛所軍各在屯地操練屯田，戰時動員令一下，各地衛軍集合成軍，臨時指派都督府官充任將軍總兵官，統帶出征。戰事結束，立刻復員，衛軍各回原衛，將軍交回將印，也回原任。將不專軍，軍無私將，上下階級分明，紀律劃一。唐宋以來的悍將跋扈、驕兵叛變的弊端，在這制度下是完全根絕了。

　　朱元璋封軍官軍士是用十二分的注意來防閑的。除開在各個部隊裡派義子監軍，派特務人員偵伺以外，洪武五年還特地降軍律于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緞匹、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于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宋濂《洪武聖政記·肅軍政》第四。〕後來更進一步，名義上以公侯伯功臣有大功，賜卒一百十二人作衛隊，設百戶一人統帥，頒有鐵冊，說明「俟其壽考，子孫得襲，則兵皆入衛」，稱為奴軍，亦稱鐵冊軍；事實上是防功臣有二心，特設鐵冊軍來監視的。功臣行動，隨時隨地都有報告，證人是現成的，跟著是一連串的告密案和大規模的功臣屠殺。〔沈德符《野獲編》卷十七《鐵冊軍》。〕

　　在作戰時，雖然派有大將軍統帥大軍，指導戰爭進行的，還是朱元璋自己，用情報、用軍事經驗來決定前方的攻戰，甚至指揮到極瑣細的軍務。即最親信的將領像徐達、李文忠，也是如此。例如吳元年（公元一三六七年）四月十八日給徐達的手令，在處分軍事正文之後，又說：「我的見識只是如此，你每見得高處、強處、便當處，隨著你每意見行著，休執著我的言語，恐怕見不到處，教你每難行事。」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將軍知道……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恁只揀軍中便當處便行。」給李文忠的手令：「說與保兒老兒……我雖這般說，計劃中不如在軍中多知備細，隨機應變的勾當。你也廝活絡些兒也，那裡直到我都料定！」大體上指導的原則是不能更動的，統帥所有的只是極細微的修正權。

　　對待俘虜的方針是屠殺，如龍鳳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的令旨：「吳王親筆，差內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六萬餘眾，然而俘獲甚眾，難為囚禁，令差人前去，教你每軍中，將張（士誠）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不必解來。但是大頭目，一名名解來。」十二年三月且嚴厲責備徐達不多殺人：「吳王令旨，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死小軍數多，頭目不會殺一名。今軍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頭目青幡黃旗招誘之力，不是你的功勞。如是三月已裡，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故，自說將來！依奉施行者。」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因為俘虜越獄逃跑，又下令軍前：「今後就近獲到寇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於軍中典刑。」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將軍知道：止是就陣得的人，及陣敗來降的王保保頭目，都休留他一個，也殺了。止留小軍兒，就將去打西蜀了後，就留些守西蜀便了。」則不但俘虜，連投降的頭目也一概殘殺了。

　　有一道令旨是關於整飭軍紀的，說明了這一舉措的軍事理由。時間是龍鳳十二年三月：「（張軍）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總兵官為甚不肯給親完聚發來？這個比殺人哪個重？當城破之日，將頭目軍人一概殺了，到無可論，擄了妻子，殺將精漢來，我這裡賠了衣糧，又費關防，養不住。殺了男兒，擄了妻小，敵人知道，豈不抗拒？星夜教馮副使（勝）去軍前，但有指揮千戶百戶及總兵官的便當，擄了婦女的，割將首級來，總兵官的罪過，回來時與他說話。依奉施行者。」〔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六《詔令考》二。〕男子指的是張士誠的部隊，被擄是指的被朱元璋自己的部隊所擄。把俘虜的妻女搶了，送俘虜來，養不住，白賠糧食，白費事看守。擄了婦女，殺了俘虜，敵人知道了，當然會頑強抵抗。為了這個道理，朱元璋只好派特使去整頓軍風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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