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第四章大皇帝的統治術三新官僚養成所(3)

三新官僚養成所(3)

　　從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這一時期監生任官的情形來看，第一，監生並沒有一定的任官資序，最高的有做到地方大吏從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做正九品的縣主簿，以至無品級的教諭。第二，監生也沒有固定的任官性質，朝廷的部院官、監察官、地方最高民政財政官，司法官，以至無所不管親民的府州縣官和學校官。監生萬能，幾乎無官不可做。第三，除做官以外，在學的監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列郡的，有稽核百司案牘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執行丈量、記錄土地面積、定糧的任務的，有清查黃冊的（每年一千二百人），有寫本的，有在各衙門辦事的，有在各衙門曆事的（實習），幾乎無事不能做。第四，三十年來監生的任官，以洪武二年和洪武二十六年為最高（洪武二年擢監生為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僉事，及知府等官。洪武二十六年以監生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十九年為最多（命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黃佐《南廱志》卷一，《明史》卷六十九《選舉志》。〕。

　　大體說來，從十五年以後，監生的出路已漸漸不如初年，從做官轉到做事，朝廷利用大批監生做核畝定糧、督修水利、清查黃冊等基層技術工作。至於為什麼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大量利用監生做高官呢？理由是：第一，剛開國人才不夠，如上文所說過的，沒有別的人可用，只能以受過訓練的監生出任高官。第二，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藍玉被殺，牽連致死的文武官僚、地方大吏為數極多，許多衙門都缺正官，監生因之大走官運。至於為什麼洪武十九年監生任官的竟有千餘人之多呢？那是因為上年鬧郭桓貪污案，供詞牽連到直省官吏，因而系死者有幾萬人，下級官吏缺得太多的緣故。至於為什麼從洪武十五年以後，監生做官的出路一天不如一天呢？那是因為從十五年以後，會試定期舉行，每三年一次，進士在發榜後即刻任官，要做官的都從進士科出身，甚至監生也多從進士科得官，官僚從科舉制度裡出來。國子監失去了培養官僚的獨佔地位。進士釋褐授官，這些官原來都是監生的飯碗，進士日重，監生日輕，只好去做基層技術工作和到諸司去曆事了。

　　地方的府州縣學和國子監一樣，生員都是供給廩膳（公費）的，從監生到生員都享有免役權，法律規定「免其家差徭二丁」。

　　洪武十二年頒發禁例十二條於全國學校，鐫立臥碑，置於明倫堂之左，不遵者以違制論。禁例中最重要的是：「生員家若非大事，毋輕至於公門。」「生員父母欲行非為，則當再三懇告。」前一條不許生員交結地方官，後一條要使生員為皇家服務，替朝廷消弭「非為」。另一條：「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唯生員不許！」〔《大明會典》卷七十八《學校》。〕重複地說「不許生員建言」「唯生員不許」，為什麼單單剝奪了生員討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為他害怕群眾，害怕組織，尤其害怕有群眾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詔地方立社學——鄉村小學。

　　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預製大誥和大明律令為主要必修科。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學校只存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社學且成為官吏迫害剝削人民的手段，「有願讀書無錢者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又不肯放，將此湊生員之數，欺誑朝廷」〔《大誥·社學》第四十四。〕。朱元璋雖然要導民為善，卻對官僚政治無辦法，歎一口氣，只好把社學停辦，省得「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本節參看《清華學報》十四卷二期吳晗《明初的學校》。〕。

　　除國子監以外，政府官吏的來源是科舉制度。國子監生可以不由科舉，直接任官，而從科舉出身的人則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府州縣學的生員（俗稱秀才）每三年在省城會考一次，稱為鄉試，及格的為舉人。各布政司舉人的名額是一定的，除直隸（今江蘇、安徽）百人最多，廣東、廣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九布政司都是四十人。第二年全國舉人會考于京師，稱為會試。會試及格的再經一次複試，地點在殿廷，叫作廷試，亦稱殿試。這複試是形式上的，主要意義是讓皇帝自己來主持這掄才大典，選拔之權，出於一人，及格的是天子門生，自然應該死心塌地替皇家服務。發榜一二三甲（等），一甲只有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的名號是禦定的，民間又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會試第一名為會元，二三甲第一名為傳臚。鄉試由布政使司，會試由禮部主持。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的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會試不及格，改入國子監，也可選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縣正官以及學校教官。

　　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來出題目。文體略仿宋經義，要用古人口氣說話，只能根據幾家指定的注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體裁排偶，叫作八股，也稱制義。這制度是朱元璋和劉基商量決定的。十五年以後，定制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每試分三場，初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一道，詔誥表內科（選）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明史》卷七十《選舉志》。〕

　　學校和科舉並行，學校是科舉的階梯，科舉是學生的出路。學生通過科舉便做官，不但忘了學校，也忘了書本，於是科舉日重，學校日輕。學校和科舉都是製造和選拔官僚的制度，所學習和考試的範圍完全一樣，都是四書五經，不但遠離現實，也絕對不許接觸到現實。誠如當時人宋濂所說：「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宋濂《鑾坡集》卷七《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學校呢？「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句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宋濂《翰苑別集》卷一《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到後來甚至弄到「生徒無複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陸容《菽園雜記》。〕。科舉人才不讀書，不知時事，學校沒有學生，加上殘酷的統制管理，嚴格的檢查防範，學校生員除了尊君和盲從古人之外，不許有新的思想、言論，於是整個學術文化界、思想界、政治界，從童生到當國執政，都嚮往三王，服膺儒術，都以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挨了打是「恩譴」，被砍頭是「賜死」，挨了罵不消說有資格才能挨得著。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更不會有不是的皇帝，君權由此鞏固，朱家萬世一系的統治也安如泰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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