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第四章大皇帝的統治術二農民被出賣了！

二農民被出賣了！(1)

　　朱元璋經過二十幾年的實際教育，在流浪生活中，在軍營裡，在作戰時，在後方，隨處學習，隨時訓練自己，更事事聽人勸告，徵求專家的意見。他在近代史上，不但是一個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

　　他的政治才能，表現在所奠定的帝國規模上。

　　在紅軍初起時，標榜複宋，韓林兒詐稱是宋徽宗的子孫，暫時的固然可以發生政治的刺激作用，可是這時離宋朝滅亡已經七十年了，宋朝的遺民故老死亡已盡，七十年後的人民對歷史上的皇朝，對一個被屈辱的家族，並不感覺到親切、懷念、依戀。而且，韓家父子是著名的白蓮教世家，實然變成趙家子孫，誰都知道是冒牌，真的都不見得有人理會，何況是假貨？到朱元璋北伐時，嚴正地提出民族獨立自主的新號召，漢人應該由漢人自己治理，應該由自己的方式生活，保存原有的文化系統，這一嶄新的主張，博得全民族的熱烈擁護，瓦解了元朝治下漢官漢兵的敵對心理。在檄文中，更進一步提出，蒙古色目人只要參加這文化系統，就一體保護，認為皇朝的子民。這一舉措，不但減低了敵人的抵抗掙扎行為，並且也吸引過來一部分敵人，化敵為友。到開國以後，這同化的主張仍然被尊重為國策，對於參加華族文化集團的外族，並不歧視，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登用，在朝廷有做到尚書侍郎大官的，地方做知府、知縣，一樣臨民辦事。〔《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九、卷二〇二，《明史》卷一百三十八《周楨傳》、卷一百四十《道同傳》。〕在軍隊裡更多，甚至在親軍中也有蒙古軍隊和軍官。〔《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一、卷一九〇。〕由政府編置勘合（合同文書），給賜姓名，和漢人一無分別。〔《明太祖實錄》卷五十，《明成祖實錄》卷三十三。〕婚姻則制定法令，准許和漢人通婚，務要兩相情願，如漢人不願，許其同類自相嫁娶。〔《明律·六戶律》。〕這樣，蒙古色目人陶育融冶，幾代以後，都同化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了。內中有十幾家軍人世家，替明朝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對於塞外的外族，則繼承元朝的撫育政策，告訴他們新朝仍和前朝一樣，盡保護提攜的責任，各安生理，不要害怕。

　　相反的，下詔書恢復人民的衣冠如唐朝的式樣，蒙古人留下的習俗，辮發、椎髻、胡服——男褲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明太祖實錄》卷三十。〕蒙古俗農葬作樂娛屍，禮儀官品坐位以右手為尊貴，也逐一改正。〔《明史·太祖本紀》。〕複漢官之威儀，參酌古代禮經和事實需要，規定了各階府的生活服用房舍輿從種種規範和標準，使人民有所遵守。

　　紅軍之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實現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平等。在民族方面說，大明帝國的建立已經使漢族成為統治民族，有壓迫少數民族的特權，而無被異族壓迫的痛苦了。可是，在經濟、政治方面，雖然推翻了異族對漢族的特權，但就中華民族本身而說，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特權，並沒有因為胡人的逐走而有所改變。

　　元末的農民，大部分參加紅軍，破壞舊秩序和舊的統治機構。地主的利益恰好相反，他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就不能維持舊秩序，就不能不擁護舊政權。在戰爭爆發之後，地主們用全力來組織私軍，稱為民軍或義軍，建立堡寨，抵抗農民的襲擊。這一集團的組成分子，包括現任和退休的官吏、鄉紳、儒生和軍人，總之，都是豐衣足食，麵團團的地主階層人物。這些人受過教育，有智識，有組織能力，在地方有號召的威望。雖然各地方的地主各自作戰，沒有統一的指揮和作戰計劃，戰鬥力量也有大小、強弱之不同，卻不可否認是一個比元朝軍隊更為壯大、更為頑強的力量。他們絕不能和紅軍妥協，也不和打家劫舍的草寇或割據一隅的群雄合作。可是，等到有一個新政權建立，而這一個新政權是有足夠的力量，保護地主利益，維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也就毫不猶豫，擁戴這一屬於他們自己的新政權了。〔《清華學報》十一卷二期吳晗《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五。〕同時，新朝廷的一批新興貴族、官僚，也因勞績獲得大量土地，成為新的地主。（洪武四年十月的公侯佃戶統計，六國公二十八侯，凡佃戶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戶。）〔《明太祖實錄》卷六十八。〕新政府對這兩種地主的利益，是不敢不，也不能不特別尊重的。這樣，農民的生活問題，農民的困苦，就被擱在一邊，無人理睬了。

　　朱元璋和大部分臣僚都是農民出身的。過去曾親身受過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但在革命的過程中，本身的武裝力量不夠強大，眼看著小明王是被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和孛羅帖木兒兩支地主軍打垮了的，為了要成事業，不能不低頭賠小心，爭取地主們的人力財力的合作。又恨又怕，在朱元璋的心坎裡，造成了微妙的、矛盾的、敵對的心理，產生了對舊地主的兩面政策。正面是利用有學識有社會聲望的地主，任命為各級官吏和民間徵收租糧的政府代理人，建立他的官僚機構。原來經過元末多年的戰爭，學校停頓，人才缺乏，將軍們會打仗，不會做辦文墨的事務官。有些讀書人，怕朱元璋的殘暴、侮辱，百般逃避，抵死不肯做官，饒是立了「士人不為君用」，就要殺頭的條款，還是逼不出夠用的人才。沒奈何只好揀一批合用的地主，叫作稅戶人才，任為地方縣令長、知州、知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另外，以為地主熟悉地方情形，收糧和運糧都比地方官經手方便省事，而且可以省去一層中飽，乃規定每一收糧萬石的地方，派納糧最多的大地主四人做糧長，管理本區的租糧收運。這樣，舊地主做官，做糧長，加上新貴族、新官僚的新地主，構成了新的統治集團。〔《雲南大學學報》第二期吳晗《明代之糧長及其他》。〕

　　反面則用殘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舊地主。一種慣用的方法是強迫遷徙，使地主離開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師（南京）、山東、山西等處，釜底抽薪，根本削除了他們在地方的勢力。其次是用苛刑誅滅，假借種種政治案件，株連牽及，一網打盡，滅門抄家，洪武朝的幾樁大案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屠殺了幾萬家，不用說了，甚至地方上一個皂隸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公佈這案子說：「民之頑者，莫甚于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德清、崇德蔣士魯等三百七戶。且如潘富系溧陽縣皂隸，教唆官長貪贓枉法，自己挾勢持權，科民荊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陽節次遞送至崇德豪民趙真勝奴家。追者回奏，將豪民趙真勝奴並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大誥三編·遞送潘富》第十八。〕

　　豪民盡皆誅戮，抄沒的田產當然歸官，再由皇帝賞賜給新貴族、新官僚，用屠殺的手段加速改變土地的持有人。據可信的史料，三十多年中，浙東、浙西的故家巨室幾乎到了被肅清的地步。〔《雲南大學學報》第二期吳晗《明代之糧長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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