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68)_吳晗

六八

　　▼二、空印案和郭桓案

　　貪污腐化是封建社會官僚政治的正常現象。念書識字，做八股，參加科舉，僥倖得了一官，便千方百計弄錢，買田地，蓄家奴。官做得越大，弄的錢也就愈多。升官發財，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人生哲學。「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兩句話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

　　另一面，官吏貪橫，無止境地剝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饑寒交迫的人民起而反抗，「官逼民反」，從進入封建社會以來，數以百次計的農民起義，官吏的貪污剝削是其原因之一。

　　為了緩和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的矛盾，鞏固統治基礎，朱元璋對地方官貪污害民的，用極嚴厲的手段懲處，進行了長期的殘酷的鬥爭。

　　對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貪舞弊，嚴重地損害了皇朝的利益的，朱元璋集中力量，全面地、大規模地加以無情的打擊。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兩案連坐被殺的達七八萬人，其中主要是各級官員，追贓牽連到各地許多大地主，都弄得破家蕩產，舊地主階級的力量更進一步地被削弱了。

　　按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收支賬目，為了核算錢糧、軍需等款項，必需府報布政司，布政司報部，一層層上報，一直到戶部審核數目完全符合，准許報銷，才算手續完備結了案。錢谷數字如有分、毫、升、合對不攏，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重新填造。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是千里上下，重造冊子還不要緊，問題是重造的冊子必需蓋上原衙門的印信才算合法，因為要蓋這顆印，來回的時間就得用上個把月以至好幾個月。為了避免戶部挑剔，減省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習慣都帶有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冊，遇有部駁，隨時填用。這種方法本來是公開的秘密，誰都認為是合情合理、方便省事的。

　　不料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秘密，大發雷霆，以為一定有嚴重弊病，非嚴辦不可，就下令各地方衙門長官主印的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其實上計吏所帶的空印文冊蓋的是騎縫印，不能作別的用途，預備了也不一定用得著。全國各地方衙門的人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成為上下一致同意的通行辦法。但是案發後。正當胡推庸黨案鬧得很緊張，朝廷上誰也不敢分辯。有一個老百姓拼著死命上書把事情解釋清楚，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上的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內，上書人也被罰做苦工。[29]

　　〔[29]《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

　　郭桓官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戶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糧七百萬石，供詞牽連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被殺的又是幾萬人。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的許多大地主，中產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計其數。宣佈的罪狀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只收（交）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州、縣官黃文通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設官田地夏稅秋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並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餘倉分並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吞沒）者二千四百余萬（石）精糧。[30]

　　等等。據一些同時人和地主子孫的記錄，三吳一帶、浙東西的故家巨室，不是「多以罪傾其宗」，便是「豪民巨族，剗削殆盡」。這些記載雖然有些誇大，但是反映了一部分舊地主階級分子被消滅的情況，則是無可置疑的。這樣嚴重的打擊，當然會引起地主階級和官僚的恐慌和不滿，他們當然不敢申說買賣官糧這一嚴重犯法行為是合法的，應該的，只能指斥、攻擊、告發處理這個案件的禦史和法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也覺得這個矛盾如繼續發展下去，對自己的統治十分不利，便一面以手詔公佈郭桓等人的罪狀，分析是非，一面把原審法官也殺了，作為對地主階級和官僚們的讓步，結束了這件大案。[31]

　　〔[30]《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大誥》二十三《郭桓賣放浙西秋糧》，四十九《郭桓盜官糧》。〕
　　〔[31]《明史》卷九十四《邢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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