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69)_吳晗

六九

　　除了空印案和郭桓案兩次大屠殺以外，還有洪武四年錄（甄別）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四次有計劃的誅殺。[32]

　　〔[32]《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周敬心傳》。〕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的著作：《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的統計，所列淩遲、梟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三編》所定的案件算是最寬大的了，如「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見奸貪，終不從命，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三犯而誹謗殺身者三人，姑容戴斬、絞、徒流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三百二十八人。」[33]戴死罪和徒流罪辦事是朱元璋新創的辦法，有禦史戴死罪，帶著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門做官的。戴是判刑的意思。他創立這種辦法的主要原因是，把這些官都殺了就沒有人替他辦事了，又判刑，又讓他們回去辦事，封建法紀確立了，各種事務工作也戶不致於因為缺官而廢弛。

　　〔[33]《大誥三編》二《進士監生戴罪辦事》。〕

　　淩遲是最野蠻、最殘酷的刑法。[34]梟示也叫梟令。種誅就是族誅，一人犯罪，就按家按族的殺。此外有刷洗，有秤竿，有抽腸，有剝皮，還有黥刺、剕、劓、閹割、挑膝蓋、錫蛇遊種種名目的非刑。[35]野蠻殘暴的程度超過了歷史上任何帝王。這種種酷刑，造成了朝官中的極度恐怖氣氛，人人提心吊膽。據說在上朝時，朱元璋是否下決心大批殺人，很容易看出來。要是這天他撳玉帶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風暴的信號，准有大批官員被殺，滿朝官員都嚇得臉無人色，個個發抖；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貼在胸前，大概殺人就不會多。[36]朝官按制度每天黎明就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幾件大案發作以後，許多朝官在出門以前，就和妻子訣別、吩咐後事，要是居然活著回家，便闔家慶賀，算是又多活一天了。[37]

　　〔[34]鄧之誠《骨董瑣記續記》卷二十碟條引《張文寧年譜》，計六奇《明季北略記鄭鄤事》。〕
　　〔[35]呂毖《明朝小史》卷一《國初重刑》。〕
　　〔[36]徐禎卿《翦勝野聞》。〕
　　〔[37]《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嚴刑》條引《草木子》。〕

　　用重刑懲治違法官僚，儘管殺死了多少萬人，效果還是不大。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慨歎說：「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38]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髠發、文身，罪之甚者歟！」[39]他沒有也不可能懂得封建專制的寡頭獨裁政治、地主階級專政的殘酷統治、官僚政治和貪污舞弊是分不開的，封建統治是以剝削人民為基礎的，不推翻封建統治、封建制度，單純地用嚴刑重罰、流血手段來根絕貪污，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38]《明朝小史》卷二。〕
　　〔[39]《大誥三編·逃囚》第十六。〕

　　誅殺以外，較輕的犯罪官員，罰做苦工。洪武九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下罪，請發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40]

　　〔[40]《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韓宣可傳》。〕

　　朝官被殺有記載可查的，有中書省左司都事張昶，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余熂，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禦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禦史王朴，員外郎張來碩，參議李飲冰，紀善白信蹈等。[41]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甯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42]茹太素性情剛直，愛說老實話，幾次為了說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賜宴，元璋寫詩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

　　〔[41]《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傳》，卷一百三十七《劉三吾傳》《宋訥傳》《安然傳》，卷一百三十八《陳修傳》《楊靖傳》《薛祥傳》，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李仕魯傳》《周敬心傳》。〕
　　〔[42]《明史》卷一百四《魏觀傳》，卷二百八十一《方克勤傳》，卷一百四十《道同傳》，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卷一百三十六《陶凱傳》。〕
　　〔[43]《明太祖文集》卷十六《辯答祿異名洛上翁及謬贊》，《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辯》。〕

　　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不多時還是因事被殺。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究，勸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發揚朱學。元璋不理會，仕魯著急，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當時叫武士把他摜死在階下。陶凱是御用文人，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誌多是他寫的，做過禮部尚書，參加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只因為起了一個別號叫「耐久道人」，元璋恨他：「自去爵祿之名，怪稱曰耐久道人，是其自賤也。此無福之所催，如是不期年，罪犯不公。」又說他：「忘君爵而美山野，……忘君爵而書耐久。」借題目把他殺了。[43]員外郎張來碩諫止取已許配的少女做宮人，說「於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44]

　　〔[44]劉辰《國初事蹟》。〕

　　朱元璋對內外官僚的殘酷誅殺和刑罰，引起官僚集團的反對。洪武七年便有人抗議，說是殺得太多了，太過分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45]。

　　〔[45]《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菇太素傳》。〕

　　九年葉伯巨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敝，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國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志，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飭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唯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遁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教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殆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齊，知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才爭自奮于廉知，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知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放肆！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46]

　　〔[46]《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

　　元璋晚年所最喜歡的青年才子解縉，奉命說老實話，上萬言書，也說：

　　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複及其鄉，始終如一者也。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囂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夫罪人不孥，罰勿及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裡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配給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

　　話說得很露骨，分量很重，但是他把這一切都歸咎於「臣下之乏忠良」，不是皇帝的本意，元璋讀了很舒服，連說：「才子！才子！」[47]

　　〔[47]《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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