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60)_吳晗

六〇

　　第二表現在本色稅糧收入的增加，洪武十八年全國收入麥、米、豆、穀二千八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七石。[51]二十三年為三千一百六十萬七千六百石。[52]二十四年為三千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三石。[53]二十六年為三千二百七十八萬九千八百石。[54]二十六年比十八年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余石相比，增加了差不多兩倍。[55]歷史家記述這時期生產發展的情況說：「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賑貸，然後以聞。」[56]這個敘述並不誇大，有實例作證。例如，洪武二十年七月，守大寧前軍都督僉事商暠報告：「所築大寧等四城，見貯糧粟，大寧三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會州二十五萬石，足供數年邊用。」[57]又如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戶部尚書郁新報告：「山東濟南府廣儲、廣豐二倉糧七十五萬七千石有奇，止給臨清訓練軍士月糧，……二倉蓄積既多，歲久紅腐，……其今年秋糧宜折棉布，以備給賜。」[58]可見「蓄積甚豐」，是有事實根據的。

　　〔[51]《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
　　〔[52]《明太祖實錄》卷二百零六。〕
　　〔[53]《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十四。〕
　　〔[54]《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明史》《食貨志》《賦役》作夏秋二稅收麥四百七十余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萬石。〕
　　〔[55]《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二《賦役》。〕
　　〔[56]《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二《賦役》。〕
　　〔[57]《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八十三。〕
　　〔[58]《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一。〕

　　第三表現在人口數字的增加，洪武十四年統計，全國有戶一千六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幹三百五。[59]二十六年的數字為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60]比之元朝極盛時期，元世祖時代的戶口：戶一千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61]戶增加了三百四十萬，口增加了七百萬。

　　〔[59]《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卷二百十四：「二十四年為戶一千零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曰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口數比十四年少三百萬，是不應該的，不可信的，可能是傳寫有錯誤，今不取。〕
　　〔[60]《明史》卷七十七《食貨志》一《戶口》。〕
　　〔[61]《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

　　第四表現在府縣的升格，明朝制度以稅糧收入多少定府縣等級：縣分上中下三等，標準為田賦十萬石、六萬石、三萬石以下。府也分三等，標準為田賦二十萬石以上、以下，十萬石以下。[62]從洪武八年起，因為各地方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墾田和戶口的增加，田賦收入增加了，不斷地把一些府縣升格。例如，開封原為下府，因為稅糧數超過三十八萬石，八年正月升為上府。河南懷慶府稅糧增加到十五萬石，陝西平涼府戶口田賦都有所增加，三月升為中府。十二月以太原、鳳陽、西安歲收糧增加，升為上府，揚州、鞏昌、慶陽升為中府，明州之鄞縣升為上縣等。[63]揚州殘破情況最為嚴重，只經過八年時間，已經恢復到歲收田賦二十萬石下的中府了，從這個名城的恢復，可以推知全國各地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的情況。

　　〔[62]《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二《賦役》。〕
　　〔[63]《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六、卷九十八、卷一百零二。〕

　　第五由於糧食的增產，特別是經濟作物桑、麻、棉花和果木的普遍種植，農民的收入比過去時代有了一些增加，生活比起那蒙漢地主聯合統治時代好了一些，比之戰爭年代就更不用說了，當然社會購買力也相應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一方面為紡織工業提供了原料，一方面農民所增加的購買力又促進刺激了商業市場的繁榮，出現了許多以絲織、棉布紡織工業為中心和批發綢緞棉布行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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