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52)_吳晗

五二

　　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出題。文體略仿宋經義，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並且只能根據幾家指定的注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格式排偶，叫作制義。這制度是朱元璋和劉基制定的。規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每試分三場，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選）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70]

　　〔[70]《明史》卷七十《選舉志》。〕

　　學校和科舉並行，學校是科舉的階梯，科舉是生員的出路。生員通過科舉做了官以後，平日不但用不著制義、也用不著書本了。中小地主階級子弟要做官必須通過科舉，中不了舉人進士是不能做官的。但是在中舉之前，名為生員，卻不一定真要上學。後來學校制度日益鬆弛，生員只需參加定期考試，平時根本不在學校，學校名存實亡。這樣，科舉日重，學校的地位也就日輕。學校和科舉都是培養和選拔官僚的制度，學習和考試的範圍完全一樣，都是「四書」「五經」，不但遠離實際生活，並且還禁止接觸現實生活、過問政治。用這種方式培養出來的人才，正如當時人宋濂所刻畫的：「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71]學校則「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句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72]

　　〔[71]宋濂《鑾坡集》卷七《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72]宋濂《翰苑別集》卷一《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到後來甚至弄到「生徒無複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73]。科舉人才一般不讀四書五經以外的書，不知時事，學校沒有學生，是普遍現象。特別是這種考試制度強制盲從古人的書本，不許有新的思想，不許有和古人不同的思想，結果只能是進步的思想被扼殺了，科學的發展停滯了。在政治上，那個時代所培養的是合於統治階級需要的馴服忠順的官僚，在學術文化上，卻長期被古代的陰魂所壟斷，停留在幾百年前以至千多年前的水平上，這個損失是非常巨大的。

　　〔[73]陸容《菽留雜記》。〕

　　庶民是被朱元璋叫作賤人的，「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這個事朱元璋也叫作「分」，即應盡的義務。洪武十五年他叫戶部出榜曉諭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應該像「中原之民，唯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74]。他把東南地區的農民和中原地區的農民區別開來，要東南地區的農民也像中原地區的農民一樣，「唯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正說明了當時階級鬥爭的不平衡情況。中原地區土地分散，階級關係較為緩和，而東南地區則土地較為集中，階級鬥爭也就日益尖銳了。

　　〔[74]《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

　　朱元璋要求人民盡應役輸稅的義務，定下制度，要官吏奉公守法，嚴懲貪污，手令面諭，告誡諄諄，期望上下相安，共享太平之福。但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官僚是決不肯照他的話辦事的，地主做官只會剝削百姓，怎麼肯「奉公守法」？結果許多制度命令都成為空文，官僚政治的惡果，當時便已有人明確地指出：

　　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裡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

　　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住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

　　官僚辦的是公文，公文上辦的事應有盡有，和實際情形全不相干。上官按臨地方檢查的也是公文，上下都以公文辦事，做的都是紙上文章，自然「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了。這是洪武九年的事。[75]十二年後，解縉奉詔上萬言書，也說：

　　〔[75]《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

　　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徵集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76]

　　〔[76]《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縉傳》。〕

　　道理也清楚得很，正因為是「貧下之家」，才被迫拋荒，地主負擔特別輕，不但不會拋荒，而且還盡力兼併。膏腴之田是地主的，瘠鹵之田是貧民的，地主階級自己定的稅額，當然是膏腴輕而瘠鹵重。

　　為了鞏固統治，朱元璋對貪官污吏用嚴刑懲治。洪武二年二月，元璋告諭群臣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裡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污蠧害百姓的，決不寬恕。」[77]四年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贓罪的不赦，下決心肅清貪污，說「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二十五年又編醒貪簡要錄頒佈中外。[78]官吏貪贓到鈔六十兩以上的梟首示眾，仍處以剝皮之刑。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也叫皮場廟。有的衙門公座旁擺著人皮，裡面塞以稻草，叫做官的觸目驚心，不敢做壞事。[79]地方官上任給以路費，家屬給衣料。來朝時又特別告誡以「天下新定，百姓財力困乏，像剛學飛的鳥兒和新栽的樹木，拔不得毛，也碰不得根」[80]。違法的按法處刑。從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福建的地方官因貪贓被殺的很多，很少人能做到任滿二[81]。嚴懲貪污，貪污還是不能根絕，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證明吧，他說：

　　〔[77]《明太祖實錄》卷三十八。〕
　　〔[78]《明太祖實錄》卷六十九，卷二百二十。〕
　　〔[79]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三《重懲貪吏》。〕
　　〔[80]《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傳序》。〕
　　〔[81]《大誥續誥》。〕

　　浙西所在有司，凡徵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發故，每米一石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蔞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82]

　　〔[82]《大誥折糧科斂》第四十一。〕

　　折糧原來是便民的措施，浙西運糧一石到南京，要化四石運費，百姓困苦不堪。[83]改折為鈔，可以減輕浙西農民五分之四的負擔。鈔是用不著很大運費和蒲、竹簍包裝的，但地方官還是照運糧的辦法苛斂，用種種名色加征至九百文，約合折價的百分之五十。急得朱元璋只是跺腳，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84]

　　〔[83]宋濂《芝園續集》卷四《故歧甯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84]劉辰《國初事蹟》。〕

　　洪武一朝，「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85]，是歷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污進行鬥爭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雖然貪官污吏隨殺隨犯，朱元璋也下定決心，隨犯隨殺，這個規模巨大的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一直到朱元璋死去才告一段落。但是貪污現象仍然存在，這是社會制度所決定的，朱元璋儘管是最有威權的皇帝，他能夠殺人，卻改變不了社會制度，改變不了社會性質。

　　〔[85]《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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