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簡述(35)_吳晗

三五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

　　一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除了少數的例外，（如劉宗周之清修刻苦，黃道周之篤學正身）可以用「驕奢淫佚」四字盡之。田藝蘅《留青日劄》記：「嚴嵩孫嚴紹庚、嚴鵠等嘗對人言，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於是競相窮奢極欲。」《明史·嚴嵩傳》記鄢懋卿之豪奢說：「鄢懋卿持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其按部嘗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萬曆初名相張居正奉旨歸葬時：「真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輿後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四《明仕宦僭越之甚》）」這種鬧闊的風氣，愈來愈厲害，直到李自成張獻忠等起來，這風氣和它的提倡者同歸於盡。

　　其實，說晚明才有這樣的放縱生活，也不儘然，周璽《垂光集·論治化疏》說：「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奢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下賤以綾緞為袴，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役之人任意製造，殊不畏憚。雖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垂光集》卷一）」周璽是弘正時人（？—1508）可見在16世紀初期的仕宦生活已經到這地步。風俗之侈靡，自上而下，風行草偃，漸漸地浸透了整個社會。堵允錫曾暢論其弊，他說：

　　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膏粱文繡厭於口體，宮室妻妾昏于志慮，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產，聲伎優樂，日緣而盛。夫縉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於是有紈袴子弟，益侈豪華之志以先其父兄，溫飽少年亦競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挾彈壚頭，籲廬伎室，意氣已驕，心神俱潰，賢者喪志，不肖傾家，此士人之蠹也。於是又有遊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弟，市井之徒，諮凶譎以行無賴之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織，生涯問諸儻來，非士非商，自業寄於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盜質，此庶人之蠹也。如是而風俗不致頹壞，士民不致饑寒，盜賊不致風起者未之有也。（《堵文忠公集·救時十二議疏》）

　　二

　　大人先生有了身份有了錢以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而然會刻意去謀生活的舒適，於是營居室，樂園亭，侈飲食，備僕從，再進而養優伶，召伎女，事博弈，蓄姬妾，雅致一點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這一集團人的興趣，使文學、美術、工藝、金石學、戲曲、版本學等部門有了飛躍的進展。

　　八股家幸而碰上了機會，得了科第時，第一步是先娶一個姨太太（以今較昔，他們的黃臉婆還有不致被休的運氣），王崇簡《冬夜筆記》：「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個號，娶個小。」第二步是廣營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田藝蘅記嚴嵩籍沒時之家產，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四間，在北京共一千七百餘間（《留青日劄》）。陸炳當事時，營別宅至十余所，莊園遍四方（《明史》卷三〇七《陸炳傳》）。鄭芝龍田園遍閩粵，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月，增置倉莊至五百余所（林時對《荷鍤叢談》卷四）。

　　士大夫園亭之盛，大概是嘉靖以後的事。陶奭齡說：「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小柴桑喃喃錄》下）」奭齡是萬曆時代人，可見在嘉隆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士大夫尚未有經營園亭的風氣。園亭的佈置，除自己出資建置外，大抵多出於門生故吏的報效。顧公燮《消夏閑記》卷上說：「前明縉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門生故吏代為經營，非盡出己資也。」王世貞《游金陵諸園記》記南京名園除王公貴戚所有者外，有王貢士杞園、吳孝廉園、何參知露園、蔔太學味齋園、許典客長卿園、李象先茂才園、湯太守熙召園、陸文學園、張保禦園等。《婁東園亭志》僅太倉一邑有田氏園、安氏園、王錫爵園、楊氏日涉園、吳氏園、季氏園、曹氏杜家橋園、王世貞弇州園、王士騏約園、琅琊離園、王敬美澹園等數十園。園亭既盛，張南垣至以疊石成名：「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於越，北至於燕，召之者無虛日。（黃宗羲《撰仗集·張南垣傳》）」

　　對於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小柴桑喃喃錄》卷上記：「近來人家酒席，專事華侈，非數日治具，水陸畢集，不敢輕易速客。湯餌肴，源源而來，非惟口不給嘗，兼亦目不周視，一筵之費，少亦數金。」平居則「耽耽逐逐，日為口腹謀。」張岱《陶庵夢憶》自述：

　　越中清讒無過餘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巤、馬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乳腐，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楂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筍、塘棲蜜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鳩鳥、青鯽、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嵊則蕨粉、細榧、龍遊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蟶，白蛤，江魚，鰣魚，裡河鰦。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陶庵夢憶》卷四《方物》）

　　衣眼則由布袍而為紬絹，由淺色而改淡紅。範濂《雲間據目鈔》記雲間風俗，雖然只是指一個地方而言，也足以代表這種由儉樸而趨奢華的時代趨勢。他說：

　　布袍乃儒家常服，周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綢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從典肆中覓舊段舊服翻改新起，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用大紅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穿絨道袍，暑必用縐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稍富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余最貧，尚儉樸，年來亦強服色衣，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明代制定士庶服飾，不許混淆，嘉靖以後，這種規定亦複不能維持，上下群趨時髦，巾履無別。範濂又記：「余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樑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縉紳戴忠靖巾。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複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午（1606）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對，而年少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貫發。」他又很憤慨地說，「所可恨者，大家奴皆用三鑲宦履，與士宦漫無分別，而士宦亦喜奴輩穿著，此俗之最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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