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簡述(34)_吳晗

三四

　　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梟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的自私慘刻的怪傑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面深慮身後子懦孫弱，生怕和他自己並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將不受制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殺，胡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複繼以藍案。胡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案的開端。

　　胡案的組織過程，根據當時的公私記載，很顯然地擺露在我們的目前。在胡案初起時胡氏的罪狀只是擅權植黨，這條文拿來殺胡惟庸有餘，要用以牽蔓諸勳臣宿將卻未免小題大做。在事實上有替他製造罪狀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虜，人臣的大罪是結黨謀叛，於是明太祖和他的秘書們便代替胡氏設想，巧為造作，弄一個不相干的從未到過北邊的江蘇人封績，叫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蹟，算作胡黨造反的罪狀。後來又覺得有破綻，便強替封績改籍為河南人，改身份為元遺臣，又叫他攀出李善長，引起第二次屠殺。一面又隨便揀一個党獄中人林賢，捏造出一串事蹟，算他通倭。恰巧胡惟庸死後不久，日使或日商來華因無國書被明廷詰責，他們就把這兩件事並為一事，裝點成有因果關係，再加上洪武六年前所纂的《皇明祖訓》中的文證，這反情便成鐵案了。同時中日關係因倭寇問題惡化，明廷感於外交的失敗，不得不採取下策，閉關自守，卻又不願自承失敗，貽譏藩屬，就大事宣傳名正言順地把絕倭的責任委在莫須有先生的如瑤頭上。為取信于天下後世計，又把事特別寫在《大誥》中叫全國人讀，一面又在《祖訓》首章加入小注，於是胡惟庸之通虜通倭，成為信讞，明廷也從此脫卸了外交失敗的恥辱。

　　除上文所說的政治的國際的關係之外，胡案構交的因素，還有經濟的階級的關係在鼓動著。

　　明初連年用兵，承元疲敝之後，益以兵荒天災，國庫奇絀。一面又因天下未定，不能不繼續用兵。明太祖及其部屬大抵都出身卑賤，自來就不滿於一般專事尅削的地主巨商，因此除不斷用徙富民的政策以奪其田產以益軍實外，又不斷地尋出事來擇肥而噬，屢興大獄的目的只是措財籌款，最顯著的如《明史·刑法志》所記郭桓事件：

　　郭桓吏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坐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只是一疑心，就籌出七百萬的大款，這是一件最便當的生財大道。又如空印事件：

　　十五年空印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

　　也只是一疑心，把天下的財政官長都殺了，殺頭與籍沒相連，這一疑心又自然地籌了一筆大款。胡案藍案的副目的也不外此，在這一串黨獄中，把一切夠得上籍沒資格的一起給網進去，除了不順眼的文官、桀驁的宿將以外，他所特別注意的是由大地主充當的糧長和大富豪充當的鹽商，如《大誥三編》所舉出的于友、李茂實、陸和仲和他書所記的浦江鄭氏、蘇州沈氏諸獄，均足以證明此獄的動機。

　　另一方的明太祖自身出身寒賤，寄跡緇流，且又賦性猜嫌，深恐遭智識分子所譏刺。在他初起事的時候，不能不裝作禮賢下士的神氣，借作號召，及至大事已定，便不惜吹毛求疵，屢興文字之獄。又恐智識分子不為所用，特頒《大誥》，立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目。一面算是嚴刑示威，一面卻也不無帶著一些嫉視的階級意識。《大誥》中所列文士得罪者不下千人。在胡藍二獄中所殺的幾萬人中大部是屬於智識分子，其中之著者如宋濂以一代帝師匡翊文運，仍不惜曲為歸納，以其孫慎與胡党有連為辭，流之致死。其他同時諸文士，凡和明太祖稍有瓜葛的也都不得善終，趙甌北《廿二史劄記》曾替他算過一筆草賬。另一方面卻極力設學興教，進用宋訥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師，用廩祿刑責造就出一批聽命唯謹的新知識分子出來，作皇帝個人的馴僕，來代替老一輩的士大夫。這是明太祖鞏固君權的方法，也是這幾次大獄的起因。

　　（原載《燕京學報》第十五期，一九三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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