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簡述(27)_吳晗

二七

　　今將不征諸夷國名列後：

　　東北：朝鮮國

　　正東偏北：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大琉球國　小琉球國

　　西南：安南國　真蠟國　暹羅國　占城國　蘇門答剌

　　西洋國：爪窪國　湓亨國　白花國　三弗齊國　浡泥國

　　考《明史·胡惟庸傳》謂：「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查《實錄》十九年十月條不載此事。胡惟庸罪狀中之通倭一事，據史言發覺在十九年，其惟一之根據為當時官書《大誥三編》。據此則十九年以前不當有絕倭之事，而事實上則卻相反。《祖訓》之成，據《大事記》所言第一次編成於洪武二年（《大事記》九《封建》），第二次在六年五月（《大事記》九《高皇帝禦制及纂輯諸書》），第三次在二十八年九月，重定名為《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箴戒》章為《祖訓》首章。由是可知最後定本即仍洪武六年之舊，不過把原來《箴戒》章改成首章而已。胡惟庸事敗在洪武十三年正月，通倭事發在十九年十月，不應先於洪武六年絕倭！細繹《祖訓》文意，知其大旨不過戒子孫勿務遠略損國威，所列不征之國，亦以其阻絕海洋，不易征服，于胡惟庸事，初無關涉。蓋日本之被列為不征之國事在洪武六年以前，在洪武十九年到二十八年這時期中方把胡惟庸事加入，作為佐證。後來讀史的人不留心，把不征之國和胡惟庸事因《祖訓》先後放在一起，就混為一事，並誤為有因果關係。因胡惟庸獄詞和《大誥》所載，輾轉附會，惟庸之通倭謀逆及明廷因之與日絕交數事，遂成信讞了。

　　《國朝列卿記》所記全用《實錄》原文，明代向例於《實錄》修成後即焚稿扃史館中，不為外人所見。所以後來人的記載大部分可說都是根據《列卿記》這部書。

　　因為《皇明祖訓》《大誥》和《實錄》中的記載，出於朝廷。後來的史家便都一致相信，以為事實。自鄭曉（《吾學編·皇明四夷》上《日本》）、郎瑛（《七修類稿》卷五《日本》）、章潢（《圖書編》卷五《日本國》）、鄧元錫（《皇明書》卷一六六《日本傳》）、茅瑞征（《皇明象胥錄》卷二《日本》）、茅元儀（《武備志》卷二三〇《日本考》）、陳仁錫（《潛確類書》卷一三《日本》）、張複（焦竑《皇明人物考》附錄張複《南倭考》）、葉向高（《蒼霞草》卷一九《日本考》）、方孔炤（《全邊略記》卷九《海略》）、黃道周（《博物典匯》卷二〇《日本》）及《制禦四夷典故》（《制禦四夷典故·日本國考略》）諸書，一致以為太祖朝之中日絕交，是因為如瑤貢舶事件；如《蒼霞草全集》所記：

　　已複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

　　《吾學編》《制禦四夷典故》《皇明世法錄》《圖書編》諸書雲：

　　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私通日本，蓋《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

　　渡邊世祐《室町時代史》（235頁）亦謂：

　　時明胡惟庸謀反，使寧波之指揮官請援于征西將軍。征西府使僧如瑤率精兵四百餘人偽入貢赴之。謀覺，胡惟庸伏誅，逮林賢獄起，我邦通謀事發覺，太祖大怒，爾後一時交通遂絕。

　　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一《日本》）、鄭若曾（《籌海圖篇》卷二）、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二）諸人記林賢與如瑤之事蹟較詳盡，《名山藏·王享記》雲：

　　丞相胡惟庸得罪懼誅，謀諸倭不軌，奏調金吾衛指揮林賢備倭明州。陰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送日本使出境，則誣指為寇以為功。賢聽惟庸計，事覺，惟庸佯奏賢失遠人心，謫居之倭中。既惟庸請宥賢複職，上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密書奉日本王借精銳人為用，王許之。賢還，王遣僧如瑤等率精銳四百餘人來，詐獻巨燭，燭中藏火藥兵器。比至惟庸已敗，上猶未悉賢通惟庸狀，發四百余人雲南守禦。……十五年惟庸事覺，上追怒惟庸，誅賢磔之。於是名日本曰倭，下詔切責其君臣，暴其過惡天下，著《祖訓》絕之。

　　所記恰與《大誥》合。《籌海圖編》亦采此說，而誤以胡惟庸為樞密使，為王士騏所譏（《皇明馭倭錄》卷一）。且以為先於洪武十六年詔絕日本，二十年如瑤事發，時代與各書歧異。日人辻善之助據之以為懷良親王已于前四年卒，足證使非征西所遣（辻善之助《海外交通史話》卷一五，303頁）。書中標明日使為歸廷用，足補何氏之缺：

　　日本使歸廷用入貢方物，厚賞回還，明州備倭指揮林賢在京隨駕，時交通樞密使胡惟庸，潛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謀，令將歸廷用誣為倭寇，分用賞賜。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洪武十六年詔絕日本之貢。賢流三年，逆臣胡惟庸暗遣人充宣使，私往日本取回，就借練精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具，意在圖亂，上大怒，磔賢於市，乃降詔責其君臣，絕其貢。

　　《殊域周諮錄》本之，而以為十三年發如瑤雲南守禦，林賢事發則在洪武二十年。日人飯田忠彥（《野史》卷二八二《外國傳》一《明》上）、荻野由之（《日本史講話》563頁至565頁）、辻善之助（《海外交通史話》303頁）、栗田元次及木宮泰彥（《綜合日本史概說》三二《足利時代之外國關係》；《中日交通史》下卷第七章《日本使之往來與胡惟庸事件》）和德人希泊魯禿（Sicboldt）（《異國叢書》四《日本交通貿易史》263頁）諸人所記大率根據以上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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