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簡述(26)_吳晗

二六

　　南京太平門外鐘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葬地也。案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冀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臣言所居井湧醴泉……

　　公所遭謀逆者舊狀以為胡藍二党、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胡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春敢定以胡為是，以補舊碑之缺，備他日史官之考證。（《國朝獻征錄》卷一七，《何孟春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墓碑銘》）

　　可見胡惟庸謀逆的真相，明初人就不大清楚。舊碑闕以存疑，尚不失忠實態度。何孟春自作聰明，硬斷定為胡惟庸，後此史官，雖以此事不見《實錄》，亦援引碑文，定為信讞，自王世貞以下至彭孫貽，飯田忠彥等都篤信其事，因訛傳訛，結果當然是到處碰壁，怎麼也解釋不出時間性與空間的不可能和事實上的矛盾了。錢謙益《明太祖實錄辨證》三說：「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據中人之言而立碑。」所謂中人，潘檉章以為是高隆，他說：

　　雲奇事起于中官高隆等，相傳為藍玉時事，而何孟春從而附會之，以為玉未嘗為丞相，故又移之胡惟庸，鑿空說鬼，有識者所不道。（《國史考異》卷二之一一）

　　他疑心雲奇事件是由邵榮三山門謀逆之事衍變來的。他說：

　　然考之史，惟平章邵榮嘗伏兵三山門內欲為變，上從他道還，不得發。與墓碑所稱相類。三山門在都城西南與舊內相近，上登城眺察，難悉睹也。豈雲奇本守三山門，訛而為西華耶？或雲奇以沖蹕死，而宋國興之告變踵至耶？事有無不可知，史之闕文，其為是歟？（《國史考異》卷二之一一。邵榮謀反事見《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傳》）

　　三　如瑤藏主之貢舶

　　《明史》所記之如瑤貢舶事，明清人記載極多。日人記載則多據中籍移譯，雖間有疑其支離者，亦僅及派使者之為征西或幕府，對於事實本身，則均一致承認。

　　關於胡惟庸通倭之明清人記述，其主要事實多根據《實錄》及《大誥》，《明史》和《實錄》更不過詳略之異，大體一無出入，文中洋洋灑灑據口供敘述胡惟庸的罪狀，於通倭投虜事，僅有二句：

　　惟庸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一二九）

　　惟庸誅後數日，在宣佈罪狀的演辭中，亦未提及通倭一字：

　　已亥，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豈意奸臣竊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蠹，皆就殄滅……」（同上）

　　於罷中書省詔中，亦只及其枉法撓政諸罪：

　　癸卯，罷中書省，詔曰：「……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甯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興。以致胡惟庸私構群小，夤緣為奸，或枉法以賄罪，或撓政以誣賢，因是髮露，人各伏誅……」《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一二九；《明太祖文集》卷二《廢丞相大夫罷中書詔》

　　即在十六年後，太祖和劉三吾的談話中，胡惟庸的罪狀，也不過是擅作威福和僭侈：

　　二十八年十一月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為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皇明大事記》卷九高皇帝禦制及纂輯諸書）

　　惟庸誅後七年，始於所頒《大誥》中提及林賢：

　　維十九年十二月望皇帝三誥于臣民曰：「……帝若曰前明州衛指揮賢私通惟庸，劫倭舶，放居倭，惟庸租使男子旺借兵私歸賢，賢將輔人亂，不甯于黔黎，誅及出幼子。」（《名山藏·刑法記》）

　　在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所頒《祖訓》中（《皇明大事記》卷九），方才正式列出惟庸通倭的記載，其文雲：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著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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