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簡述(25)_吳晗

二五

　　二　雲奇告變

　　胡惟庸黨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明人亦未深知，這原因大概是由於胡党事起時，法令嚴峻，著述家多不敢記載此事。到了事過境遷以後，實在情形已被淹沒，後來的史家只能專憑《實錄》，所以大體均屬相同。他事有不見於《實錄》的，便只能閉戶造車，因訛傳訛，所以極多矛盾的同時記載。正因為這許多記載之曖昧矛盾，所以當時人便有懷疑它的。鄭曉以為：「國初李太師、胡丞相、藍國公諸獄未可知。（《今言》卷一四四）」王世貞是明代的一個偉大精核的史學家，他的話應該可信了，他說，

　　胡惟庸謀逆，陰約日本國貢使以精兵裝巨舶，約是日行弑，即大掠庫藏，泛舟入海，事泄伏誅。上後卻日本之貢以此。（王世貞《史乘考誤》）

　　他的兒子王士騏卻不惜反對他的話，對這事件深為致疑，他以為：

　　按是年（十三年）誅丞相胡惟庸，廷臣訊辭第雲使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而已。不至如野史所載，亦不見有絕倭之詔。本年日本兩貢無表，又其將軍奉丞相書辭意倨慢，故詔諭之。中雲：「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不及通胡惟庸事，何耶？近年勘嚴世蕃亦雲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國史謂尋端殺之，非正法也。胡惟庸之通倭，恐亦類此。（《皇明馭倭錄》卷一）

　　由此可見這事件的可信程度正如徐階所授意的嚴世蕃獄詞一樣。按《明史》載世蕃獄具，徐階以為彰主過，適所以活之，為手削其草（《明史》卷三〇八《嚴嵩傳》）。略雲：

　　曩年逆賊汪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送十萬金世蕃所，擬為授官……龍文亦招聚王直通倭餘黨五百余人謀於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南北響應……（王世貞《國朝叢記》嚴世蕃供辭）

　　於是複勘實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證」上，嚴家由是方倒。獄辭中通倭誘虜二事，恰好作胡惟庸事件的影子。

　　在以上所引的史料中，衝突性最顯著的是《明史》所紀塗節、商暠告變和《紀事本末》所紀的雲奇告變二事。因為假使前者是真，則惟庸已得罪被誅，無請臨幸謀刺之可能。假使後者是真，則惟庸亦當日被誅，無待塗商二人之告發。質言之，兩件告發案必有一件是假，或者兩件都假，斷不能兩件都真。現試略征群藉，先談雲奇事件。

　　谷應泰關於雲奇的記載，確有所本。此事最先見於雷禮所引《國琛集》（《國朝列卿紀》卷一《胡惟庸傳》附錄）。紀述與穀氏小有異同。其文雲：

　　太監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太祖往觀，鑾輿西出，雲慮必與禍，急走沖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崒，舌駃不能達。太祖怒其犯蹕，左右撾捶亂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椶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太祖追悼奇，賜贈葬，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鐘山之西。

　　自後王世貞撰《胡惟庸傳》即引此文，不過把：「誑言所居井湧醴泉」改為：「偽為第中甘露降。（《弇州別集·胡惟庸傳》）」把地下湧出來的換成天上掉下來的罷了。鄧元錫索性把他列入《宦官傳》，以為忠義之首，不過又將名字改成奇雲奇（鄧元錫《皇明書》卷一三《宦官傳》）。傅維麟本之亦為立專傳（傅維麟《明書》卷一五七《胡惟庸傳》，一五八《雲奇傳》）。仍複其名為雲奇。其他明清諸著述家如陳建（《皇明從信錄》卷七）、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二）、鄧球（《皇明泳化類編》卷一二七《防細》）、尹守衡（《皇明史竊·宦官傳》）、彭孫貽（《明朝紀事本末補編》五宦官賢奸）、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一三）、日人如飯田忠彥（飯田忠彥《野史》卷二八二《外國傳》一）等均深信不疑，引為實錄。

　　在上引的諸家記載中，有一個共通的可疑點。這疑點是雲奇身為內使，所服務地點與胡惟庸第相近，他既知胡氏逆謀，為什麼不先期告發，一定要到事迫眉睫，方才闖道報警呢？這問題彭孫貽氏把它彌縫解答了。他說：

　　時丞相胡惟庸謀大逆，居第距門甚邇。奇刺知其事，冀欲發未有路，適惟庸謾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賞，駕果當西出，奇慮必有禍，會走犯蹕。……

　　總算勉強可以遮過讀者的究詰。但據以上諸書所紀，惟庸請明太祖到他家裡來看醴泉或甘露的日子是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據《明史》惟庸即以是日被誅（《明史·太祖本紀》二）。這樣當天請客，當天殺頭，中間並未經過審訊下獄的階段，在時間上是否發生問題呢？這問題夏燮曾引《三編質實》證明其不可能，他說：

　　考《實錄》正月癸巳朔，甲午中丞塗節告胡惟庸謀反，戊戌賜惟庸等死。若然，則正月二日惟庸已被告發，不應戊戌尚有邀帝幸第之事。（《明通鑒》卷七《考異》）

　　我們在時間上的比較，已知此事非真。如再從事實方面考核，南京城高數仞，胡惟庸第據文中「壯士匿屏帷（或廳事）間」決非無屋頂——露天可知（《有學集》一〇三引《明人記載》說：南京城西華門內有大門北向，其高與諸宮殿等，後門薨棟具在，曰舊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無論西華門離胡第怎樣近（事實上愈近只能看屋脊）就譬如在景山山頂罷，故宮就在足下，除了黃澄澄的屋瓦以外，我們能看出宮殿內的任何事物出來嗎？同理，胡第非露天，就使明太祖真有登過城這一回事，又何從知道胡第伏有甲兵，此甲兵且伏在廳事中，屏帷間！

　　據《國琛集》說胡惟庸第在西華門內——禁中。王世貞《舊丞相府志》頗疑其非是。考《昭示奸黨第二錄》載盧仲謙供，謂胡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按《洪武京城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又考《街市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舊內相近。則惟庸私第之不在禁中明甚。再按《實錄》：丙午八月（1366）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舊城中，因元南台為宮，稍庳隘，上乃命劉基等蔔地，定新宮于鐘山陽。戍申正月（1368）自舊內遷新宮。由是知明太祖之遷居新宮在洪武元年，舊內固近惟庸第，新宮則在建康城北，雲奇事件如在洪武十三年，則根本為不可能。

　　由以上的推斷，雲奇事件之無稽荒謬，已決然無可疑。不過這一傳說又從何發生的呢？雲奇與胡惟庸雖無關係，但這事件的本身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呢？這兩疑問，何孟春氏的《雲奇墓碑》將給我們以一個滿意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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