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85)_吳晗

八五

　　宣德十年（1435）正月，英宗即位大赦詔：各處諸色課程舊折收金銀者，今後均照例收鈔（《明英宗實錄》卷一）。十二月廣西梧州府知府李本奏：「律載寶鈔與銅錢相兼行使。今廣西、廣東交易用銅錢，即問違禁，民多不便。乞照律條，聽其相兼行使。」從之（《明英宗實錄》卷一二）。正統元年，（一四三六）三月，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言：「寶鈔本與銅錢兼使，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銀一兩當鈔千餘貫，鈔法之壞，莫甚於此。宜量出官銀，差官於南北二京各司府州人煙輳集處，照彼時值倒換舊鈔，年終解京，俟舊鈔既少，然後量出新鈔換銀解京。（《明英宗實錄》卷一五）」

　　時鈔一貫僅值銀一厘，較國初已貶值千倍，福議以銀換鈔，緊縮舊鈔之流通額，提高鈔之信用，實救時唯一良法，顧朝廷重於出銀，竟不能用也。會副都禦史周銓、江西巡撫趙新請於不通舟楫地方，田賦折收金銀，戶部尚書黃福、胡濙共主之，於是定制米麥一石折鋃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余萬石，折銀百余萬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後概行於天下（《明史》卷七八《食貨志·賦役》）。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唯折官俸用鈔。鈔壅不行（《明史》卷八一《食貨志·錢鈔》）。

　　四年六月以民納鹽鈔而鹽課司十年五年無鹽支給，詔減半收鈔以蘇民力。塌房及車輛亦減半徵收（《明英宗實錄》卷五四）。五年十一月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洪武初年定律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一百二十貫者免絞充軍。即今鈔賤物貴，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照見行例發落。」從之（《明英宗實錄》卷七二）。七年六月，詔災傷處人民願折鈔者，每石折鈔一百貫解京交納（《明英宗實錄》卷九三）。八年七月敕免各城門軍民人等驢馱柴米等物出入者鈔貫（《明英宗實錄》卷一〇六）。十三年五月免在京菜戶納鈔。仍戒今後有沮滯鈔法者，令有司于所犯人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明英宗實錄》卷一六六）。仍禁使銅錢。時鈔既通行，而市廛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因出榜禁約，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罰之（同上）。

　　景帝景泰三年（1452）七月，命在京文武官吏俸鈔俱準時值給銀，每五百貫給一兩，以鈔法不通，故欲少出以為貴之也（《明英宗實錄》卷二一七）。天順中弛用錢之禁。憲宗令內外課程錢鈔兼收，官俸軍餉亦兼支錢鈔。是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而計鈔征之民，則每貫征銀二分五厘，民以大困。孝宗弘治元年（1488）京城稅課司，順天、山東、河南戶口食鹽，俱收鈔，各鈔關俱錢鈔兼收（《明史》卷八一《食貨志·錢鈔》）。弘治六年各關錢鈔折銀，錢七文折銀一分，鈔一貫折銀三厘（《大明會典》卷三五《鈔關》）。自後率沿以為例，鈔唯用於官府，以給俸餉，得者全無所用，民間亦視如廢紙，蓋名存實亡，徒以祖制仍存其名義而已（陸容《菽園雜記》卷一〇，《明史》卷八一《食貨志·錢鈔》）。計太祖時賜鈔千貫則為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永樂中千貫猶作銀十二兩，金二兩五錢。

　　及弘治時賜鈔千貫，僅銀三兩餘矣。於是上議者，請「仿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鈔錢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以來，錢始行於西北。自天順以來，鈔之用益微，必欲如寶鈔屬鏹之行，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複初制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亦非盛世所宜有。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鈔每貫亦十文，四角完全未甚折者每貫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為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斂，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可易矣。」孝宗不聽。

　　正德中，以內庫鈔匱乏，無以給賜，複令天下鈔關征解本色（傅維鱗《明書》卷八一《食貨志·鈔法》）。十年（1515）錢獷私遣使至浙鬻鈔三萬塊，每塊勒索銀三兩（鈔一塊千貫），已斂銀二萬四千兩，有司征價，急於星火，輸銀之吏，絡繹於途。時甯方貴幸用事，以廢紙攤索民間現銀，地方不敢抗。於是左布政使方良永上疏極論之曰：「四方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雨雹。寧廝養賤流，假義子名，躋公侯之列。賜予無算，納賄不貲，乃敢攫取民財，戕邦本。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緣為奸，椎膚剝髓，民不堪命。鎮守太監王堂、劉璟畏寧威，受役使。臣何敢愛一死，不以聞。乞陛下下甯詔獄，明正典刑，並治其党，以謝百姓。」寧懼，留疏不下，謀遣校尉捕假勢鬻鈔者，以自飾於帝，而請以鈔直還之民，陰召還前所遣使。甯初欲散鈔遍天下，先行之浙江、山東，山東為巡撫趙璜所格，而良永白髮其奸，寧自是不敢鬻鈔矣（《明史》卷二〇一《方良永傳》，《明臣奏議》卷一四《方良永劾朱寧書》）。

　　世宗嘉靖初，禦史魏有本上言：「國初關稅全征鈔貫，嗣後改令錢鈔兼收。邇年以來，鈔法不通，錢法亦弊，而關稅仍收錢鈔，無益于國，有損於民。以收鈔言之，每鈔一張為一貫，每千張為一塊，時價每塊值銀八錢，官價每塊准銀三兩，是官以三兩之銀，反易八錢之鈔，此則上損國用。以收錢言之，各處低錢盛行，好錢難得，官價銀一錢，值好錢七十文，時價每銀一錢，易好錢不過三十文，是小民費銀二錢以上，充一錢之數，此則下損民財。每銀約一萬兩內，五千收鈔，該鈔將二千塊，計用大櫃五百方。又五千兩收錢，該錢四千串，用櫃四百方。而水陸腳價進納，猶難計議。」疏入，命錢鈔留各地方，而內庫用銀，則錢鈔皆不入矣（《明書》卷八一《食貨志·鈔法》）。嘉靖四年（1525）複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厘，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明史》卷八一《食貨志·錢鈔》）。天啟時（1621-1627）給事中惠世揚複請造鈔行用（《明史》卷八一《食貨志·錢鈔》）。

　　思宗崇禎八年四月，給事中何楷亦以為請（《崇禎長編》）。十六年六月召見桐城諸生蔣臣于中左門，臣言鈔法申世揚說，其言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錢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價一兩，歲可得銀三千萬兩，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不聽。擢臣為戶部司務，侍郎王鼇永、尚書倪元璐力主之。條議有十便十妙之說：一、造之之費省；二、行之之途廣；三、齎之也輕；四、藏之也簡；五、無成色之好醜；六、無稱兌之輕重；七、革銀匠之奸偷；八、杜盜賊之窺伺；九、錢不用而用鈔，其銅可鑄軍器；十、鈔法大行，民間貨買可不用銀，銀不用而專用鈔，天下之銀竟可盡實內帑。帝大喜，特設內寶鈔局，即刻造鈔，立發儀制司所藏鄉會中式朱墨二卷，與直省優劣科歲試卷，為鈔質之資本；押工部收領，限日搭廠，撥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惡。輔臣蔣德璟言：「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帝不聽。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一人應者。

　　又因局官言，取桑穰二百萬斤於畿輔、山東、河南、浙江，德璟力爭，帝留其揭不下。工部査二祖時典故，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也，產於遼東。有紙無皮，無從起工。乃令工部召商，工部仍以庫洗為辭。正擬議間，得「流寇」渡河息，事遂已。次年而北都墟，明社覆（《明史》卷二五一《蔣德璟傳》，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九《蔣臣奏行鈔法、搗錢造鈔》，花村看行侍者《談往·搗錢造鈔》）。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