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40)_吳晗

四〇

　　▼記《明實錄》

　　余于明代史事有篤好，七年前于北平圖書館讀《明實錄》，劄記盈數尺，於實錄之掌故原委，尤所究心。三年前流徙南下，舊所手錄，委棄無存。今年夏，鄉居苦寂，複理舊學，丹黃之餘，又事抄劄，系《明實錄》者又得數十百則。因發奮理董，輯為長編，作《記〈明實錄〉》。不標考者，以求書不易，志闕疑也。實錄價值，言人人殊，記評騭第一。採錄纂修，史官之職，記史官第二。椒園焚稿，生宬尊藏，記儀制第三。高、光諸錄，數經改修，記掌故第四。內廷錄副，士夫爭傳，記傳佈第五。

　　一　評騭

　　明、清兩代諸史家中，萬季野最推崇《明實錄》，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八《萬先生斯同傳》記其嘗語方苞曰：

　　吾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游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

　　季野所主修之《明史稿》，即以實錄為指歸。然前于季野之明代史家，則對實錄多所指摘，其著者如王鏊則病其取材但憑吏牘，立傳但紀遷擢，《震澤長語》記：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鄭曉則病其支離瑣碎，輕重失倫。《今言》卷一〇三：

　　我朝雖設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特有其名耳。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況中間類多細事，重大政體，進退人材多不錄。每科京師鄉試考官賜宴皆書。塚宰內閣大臣其先後相繼，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郎瑛則直斥為虛應名目，為無史，《七修類稿》卷一三：

　　古人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宮中又有起居注，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複收拾于四方，名目而已。且愛惡竄改於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曆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

　　李建泰則斥其書法，以為文獻不足征，其所撰何喬遠《名山藏》序中有雲：

　　實錄所紀，止書美而不書刺，書利而不書弊，書朝而不書野，書顯而不書微。且也序爵而不復序賢，遲功而巧為避罪。文獻不足征久矣！

　　李清為刑科給事中時，見書手纂史書，歎其以去取托命於小吏，《三垣筆記》上記：

　　予署篆後，見一書手把冊而前請用印。予問何冊，旁一書手答曰：「此名史書，蓋匯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為他日修實錄地也。」予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手：「此誰為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手曰：「若聾耳。」予不得已，以口逼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為政。」予歎曰：「彼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抄送皆聽餘手酌。未幾，予以言謫，恐又書手為政矣。

　　其總論明一代實錄者，則有沈德符，以為實錄難據，《野獲編》卷二：

　　本朝無國史，以曆帝實錄為史，已屬紕漏。乃《太祖錄》凡三修，當時開國功臣壯猷偉略，稍不為靖難歸伏諸公所喜者，俱被鏟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蕩滅無遺，後人搜括捃拾，千百之一二耳。景帝事雖附《英宗錄》中，其政令尚可考見，但曲筆為多。至於興獻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實錄，何為者哉！其時總裁費文憲公（宏）等苦無措手，至假借承奉長史等所撰實錄為張本，後書成，俱被醲賞，至太監張佐輩濫受世錦衣，可哂亦可歎矣。今學士大夫有肯于秘閣中借錄其冊，一展其書者乎？止與無隻字同。

　　張岱《石匱書自序》極斥明代史籍之不足征，其言曰：

　　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琅嬛文集》卷一）

　　又於所著《征修明史檄》中泛論明歷朝實錄之弊：

　　宋景濂撰《洪武實錄》，事皆改竄，罪在重修（晗按景濂所修為《元史》，此宗子誤筆）。姚廣孝著《永樂全書》，語欲隱微，恨多曲筆。後焦芳以僉壬秉軸，丘濬以奸險操觚。《正德編年》，楊廷和以掩非飾過。《明倫大典》，張孚敬以嬌枉持偏。後至黨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閹豎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觀石渠，尚難取信。玄黃方起，麟經夏五，不肯闕疑。（《琅嬛文集》卷三）

　　清徐乾學于修《明史》時上《修史條議》論《明實錄》雲：

　　明之實錄，洪武兩朝，最為率略。莫詳於弘治，而焦芳之筆，褒貶殊多顛倒。莫疏于萬曆，而顧秉謙之修纂，敘述一無足采。其敘事精明而詳略適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憲勝於文皇，正德、隆慶劣於世廟，此歷朝實錄之大概也。（王頌蔚《明史考證捃逸·引》）

　　夏燮《明通鑒義例》：

　　野史易辨，而野史之原於正史，正史之本於實錄，明人恩怨糾纏，往往籍代言以侈懟筆：如《憲宗實錄》，丘濬修郤于吳、陳（吳與弼、陳獻章），《孝宗實錄》，焦芳修郤于劉、謝（劉健、謝遷），《武宗實錄》，董圮修郤于二王（王瓊、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王世貞）所辨，十之一二也。至於洪武實錄再改，而其失也誣，《光宗實錄》重修，而其失也穢。

　　俱對《明實錄》無恕辭。其較能持平，灼見實錄在史料上之價值者僅王世貞一人。世貞於《明實錄》亦一意抨擊，《史乘考誤》卷一：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出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諮陳牘而已。其于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則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

　　然又曰：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取國史之章典文獻，參之以野史之是非，征之以家史之宗閥官績，制度足憑，是非可信，人物足征，年月可考，四者具核而史乃可傳，此鳳洲之卓識，亦《明實錄》在史料上價值之定評也。至百年後萬季野出，其言乃若合符契。

　　明、清易代之際，典章散佚，文獻無征，錢謙益深致歎于作史之難。《有學集》卷一四《啟禎野乘序》：

　　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國史也，家史也，野史也。於斯三者，考核真偽，鑿鑿如金石然，然後可以據事蹟，定褒貶。而今則何如也！自絲綸之簿，左右史之記，起居召對之籍，化為煨燼，學士大夫各以己意為記注，憑幾之言，可以增損，造膝之語，可以竄易，死君亡父，瞞天讕人而國史偽。自史館之實錄，太常之諡議，琬琰獻征之記載，委諸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為掌故，執簡之辭不必登汗青，裂麻之奏不必聞朝著，飛頭借面，欺生誣死而家史偽。自貞元之朝士，天寶之父老，桑海之遺民，一一皆沉淪竄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為信史，於是國故亂于朱紫，俗語流為丹青，循蟪蛄以尋聲，傭水母以寄目，党枯仇朽，雜出於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劫，才華之士，不自貴重，高文大篇，可以數縑邀取，鴻名偉伐，可以一醉博易，而野史偽。

　　此三百年前之情況也。近五十年來野史間出，明人文集之已見著錄者且汗牛充棟，有明十三朝實錄近複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舊抄本數種互勘，行且付之梨棗，績學之士，人得而畜之。以野史征實錄，以文集碑誌征實錄，以實錄訂野史文集碑誌，然後以所得折衷于《明史》，勒為長編，傳信一代，此其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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