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32)_吳晗

三二

　　六　募兵

　　從永樂遷都北京以後，每年須用船運東南米數百萬石北來，漕運遂為明代要政。運糧多由各地衛軍負責。宣宗即位後，始定南北衛軍分工之制，南軍轉運，北軍備邊2。特設漕運總兵，用衛軍十二萬人（《明史》卷一五三《陳暄傳》），東南軍力由之大困。弘治元年（1488）都禦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說：

　　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以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余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雇車盤撥，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奪。（《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漕運》）

　　江南軍士「多因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則「多以京操失業」[39]。南北衛軍因之都廢弛不可用。

　　〔[39]《劉忠宣公集》卷一《乞休疏》中語。〕

　　明代用全力防守北邊備蒙古入侵。腹地軍力極弱，且經積弛之後，一有事故，便手足無措。隆慶時靳學顏疏言：

　　夫陷陣摧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藥、雜職，則丞貳判簿為之將；非鄉民裡保，則義勇快壯為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明驗也。（《明史》卷二一四《靳學顏傳》）

　　所說的雖然是後期情形，其實在前期即已如此。正統時鄧茂七起義，將帥尪怯退避，反由文吏指揮民兵作戰[40]。天順初年兩廣「盜」起，將吏率縮朒觀望，怯不敢戰[41]。至正德時劉寵、劉辰起義，腹地衛軍已全不能用：

　　正德六年劉寵、劉辰等自畿輔犯山東、河南，南下湖廣，抵江西。複自南而北，直窺霸州。楊虎等自河北入山西，複東抵文安，與寵等合。破邑百數，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明史》卷一八七《馬中錫傳》）

　　〔[40]《明史》卷一六五《丁瑄傳》：「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為民患，將帥率玩寇，而文吏勵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有張英、王得仁之屬，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擒遂昌賊蘇才。處州知府張佑擊賊眾，擒斬千餘人。」〕

　　〔[41]《明史》卷一六五《葉禎傳》、卷一七七《葉盛傳》：「天順二年巡撫兩廣，時兩廣盜賊蜂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功，民相率從賊。」〕

　　只好調邊兵來作戰。西南和東南則調用素稱剽悍嗜殺的狼土兵[42]。可是狼土兵毫無軍紀，貪淫殘殺，當時有「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鬀」[43]和「土賊尤可，土兵殺我」[44]之謠。甚或調用土達[45]，如毛勝（原名福壽）之捕苗雲南：

　　正統六年，靖遠伯王驥請選在京番將舍人捕苗雲南，乃命勝與都督冉保統六百人往。……（正統十四年）以左副總兵統河間東昌降夷赴貴州（平賊）。（《明史》卷一五六《毛勝傳》）

　　〔[42]狼兵和土兵是湖南廣西一帶土司的軍隊，參看《明史》卷三一〇《土司傳》和毛奇齡《蠻司合志》。〕

　　〔[43]《明史》卷一八七《洪鐘傳》：「正德五年，保寧賊起。官兵不敢擊，潛躡賊後，馘良民為功，土兵虐民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鬀。」〕

　　〔[44]《明史》卷一八七《陳金傳》：「正德六年，江西盜起，金以所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累破劇賊，然所用目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有巨族數百口闔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為賊屬，載數十艘去。民間謠曰，土賊尤可，土兵殺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其力，不為禁。」〕

　　〔[45]蒙古降人和內地的土著蒙古人。〕

　　和勇（原名脫脫孛羅）之平兩廣「盜」：

　　天順間以兩廣多寇，命充遊擊將軍，統降夷千人往討。……成化初趙輔、韓雍征大藤峽賊，詔勇以所部從征。（《明史》卷一五六《和勇傳》）

　　又行僉民壯法，增加地方兵力。正統二年始募所在軍餘、民壯願自效者。十四年令各處召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事定仍複為民。弘治七年又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沒裡僉二名，五百里者每裡三名。三百里者每裡四名。一百里者以上每裡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富民不願服務，可納錢免僉，由官代募（《明史》卷九一《兵志》）。此種地方兵又稱機兵，在巡檢司者稱為弓兵。到此人民又加上一層新負擔，軍外加兵，疲於奔命。

　　調用邊兵、土兵、達兵和僉點民壯，雖然解決了一時的困難，可是邊兵有守邊之責，土兵不易制裁，達兵數目不多，民壯稍後也積弊不可用，而且是地方兵，只供守衛鄉里，不能遠調。王守仁在正德時曾申說當時兵備情形：

　　贛州財用耗竭，兵力脆弱，衛所軍丁，只存故籍，府、縣機（兵）快（手），半充虛文，禦寇之方，百無一恃，以此例彼，余亦可知。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覆奏請兵，非調土軍，即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靡費所需，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曾無可剿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複當不軌之群。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餼適增其荼毒。群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陽明集要·經濟集》卷一《選揀民兵》）

　　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不另想辦法。於是有募兵出現。在衛軍民壯以外，又加上第三種軍隊。募兵出而衛軍、民壯自以為無用，愈加廢弛。[46]

　　〔[46]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兵制論》：「正德末始令郡縣選民壯。弘治中制裡僉二名若四五名。有調發官給行糧。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食至七兩有奇，悉賦之民。此之謂機（兵）快（手）民壯，而兵一增，制一變。又久備益弛，盜發雍豫，蔓延數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為長征之軍，而兵再增，制再變。屯衛者曰：『我烏知兵，轉漕耳。守禦非吾任也。』故有機壯而屯衛為無用之人。民壯曰：『我烏知兵，給役耳。調發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壯為無用之人。」〕

　　募兵之制，大約開端於正統末年。募兵和民壯不同，民壯是由地方按裡數多少或每戶壯丁多少僉發的，平時定期訓練，余時歸農，調發則官給行糧，事定還家。完全為警衛地方之用。募兵則由中央派人召募，入伍後按月發餉，東西征戍，一唯政府之命。戰時和平時一樣，除退役外不能離開行伍。正統土木之變，京軍潰喪幾盡，各省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達，於是派朝官四出募兵[47]，以為戰守之計。嘉靖時倭寇猖獗，沿海糜爛，當時人對於衛軍之毫無抵抗能力，不能保衛地方，極為不滿。主張在衛軍和募兵兩者中擇較精銳的精練禦敵，即以所淘汰的軍的糧餉歸之能戰的兵，郎瑛所記「近日軍」即代表此種意見。他說：

　　古之置軍也防患，今之置軍也為患。何也？太平無事，民出穀以養軍，官有產以助軍，是欲借其有警以守，盜發以討，所以衛民也。衛民，衛國也。今海賊為害有年矣，未聞軍有一方之守，一陣之敵焉。守敵者非召募之土著，則選調別省兵勇。故見戮於賊也，非地方男婦良民，即遠近召募之眾。是徒有養軍之害，而無衛軍之實，國非亦為其所損哉！……為今之計，大閱軍兵，使較射撲，軍勝於募，則以募銀之半加於軍，募勝於軍，則扣軍糧之半以益募。如此則軍兵各為利而精矣。有急，以練精者上陣以殺賊，餘當減之也。庶民不費于召募之費，國不至於倍常之費，雖為民而實為國矣。（《七修類摘續稿》卷三）

　　〔[47]《明史》卷一五七《楊鼎傳》：「也先將寇京師，詔行監察禦史事募兵兗州。」同書卷一六〇《石瑋傳》：「景帝即位，出募天下義勇。」卷一七五《白圭傳》：「陷土木脫還，景帝命往澤州募兵。」按同書卷一六四《左鼎傳》：「初京師戒嚴，募四方民壯分營訓練，歲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建議編之尺籍。（練）綱等言：『召募之初，激以忠義，許事定罷遣。今展轉輪操，已孤所望。況其逃亡，實迫寒餒，豈可遽著軍籍！邊方多故，倘更召募，誰複應之？』詔即除前令。」此為景泰四年事，距召募入伍時已五年。似乎這次所募的大部分是各地民壯，雖未著錄於中央軍籍，卻已入伍四五年，編營訓練，其性質和後來的兵相同了。至於《楊鼎傳》和《白圭傳》所記的募兵，當即為和軍對稱並行的兵，並非地方的民壯。又募兵須由中央，地方長官不得擅募。《明史》卷一六四記都督李信以擅募被劾可證：「景泰中曹凱擢浙江右參政。鎮守都督李信擅募民為軍，糜餉萬余石，凱劾奏之。信雖獲宥，諸助信募軍者皆獲罪。」傳中軍當作兵。〕

　　要求用精練的兵作戰。當時將帥都在這要求下紛紛募兵訓練，內中最著名的如戚繼光：

　　繼光至浙時，見衛所兵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剽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

　　譚綸：

　　東南倭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參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綸亦練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即成精銳。……益募浙東良家子教之。而繼光練兵已及期，綸因收之以為用，客兵罷不復調。（《明史》卷二一二《譚綸傳》）

　　同時張鏊募兵名振武營[48]，鄭曉[49]、朱先[50]募鹽徒為兵。名將俞大猷所練兵名俞家軍[51]，都卓有成效，在幾年中完全肅清了倭寇。

　　〔[48]《明史》卷二〇五《李遂傳》：「振武營者（南京），兵部尚書張鏊募健兒以禦倭，素驕悍（以給餉逾期嘩變）。遂奏調振武軍護陵寢，一日散千人。」〕

　　〔[49]《明史》卷一九九《鄭曉傳》：「募鹽徒驍悍者為兵。」〕

　　〔[50]《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朱先募海濱鹽徒自為一軍。」〕

　　〔[51]《明史》卷二一二《俞大猷傳》：「嘉靖四十二年，惠州府參將謝敕與伍端溫七戰失利，以俞家軍至恐之。」〕

　　在另一方面，北邊的邊軍也漸漸地用募兵來代替和補充世軍。《明史》卷二〇四《陳九疇傳》：

　　世宗即位，巡撫甘肅。抵鎮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報可[52]。

　　〔[52]《明史》卷二〇四《翟鵬傳》：「嘉靖二十一年，起鵬宣大總督。……修邊牆……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

　　嘉靖二十九年又令薊鎮自於密雲、昌平、永平、遵化募兵一萬五千（《大明會典》卷一二九）。隆慶二年以戚繼光為總兵官練薊鎮兵，募浙兵三千作邊軍模範（《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後又續募浙兵九千余守邊，邊備大飭（《明史》卷二一二《譚綸傳》）。甚至京軍也用募兵充伍：

　　嘉靖二十九年，遣四禦史募兵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得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從此以後，以募兵為主力，衛軍只留空名，置而不用[53]。時人以為募兵較世軍有十便：

　　年力強壯者入選，老弱疲癃，毋得濫竽其中，便一。一遇有缺伍，朝募而夕補，不若清勾之曠日持久，便二。地與人相習，無懷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與善一事者方得掛名什伍，無無用而苟食者，便四。汰減之法，自上為政，老病不任役者棄之，不若祖軍頂替，有賄官識而瞞年歲者，便五。部科遴揀，一朝而得數什百人，貪弁不得緣以勒掯需索，便六。有事而強壯者，人可荷戈，不煩更為挑選，便七。家有有力者數人，人皆得為縣官出力，不願者勿強也，便八。壯而不能治生產者，得受糈於官，無饑寒之患，便九。猛健豪鷙之材，籠而馭之，毋使流為奸宄盜賊，便十。（《客座贅語》卷二）

　　〔[53]《明史》卷二五一《蔣德璟傳》：「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入衛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之勢。且自來征討，皆用衛所官軍，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至加派日增，軍民兩困。」〕

　　萬曆末年建州勃興，遼、沈相繼失守，募兵愈多，國庫日絀。募來的兵多未經嚴格訓練，又不能按時發餉，結果也和衛軍一樣，逃亡相繼。熊廷弼《遼左大勢久去疏》：

　　遼東見在兵有四種：一曰募兵，傭徒廝役，游食無賴之徒，幾能弓馬慣熟？幾能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糧而暮逃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銀兩而朝投河西。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告警而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熊襄湣公集》卷三）

　　甚至內地兵尚未出關，即已逃亡[54]。在遼就地所募兵，得餉後即逃亡過半[55]。天啟時以四方所募兵日逃亡，定法攝其親屬補伍（《明史》卷二五六《畢自嚴傳》）。也只是一個空頭法令，實際上並不能實行。稍一缺餉，則立刻嘩變，崇禎元年川、湖兵戍甯遠時，以缺餉四月大噪，余十三營起應之，至縛系巡撫畢自嚴（《明史》卷二五六《袁崇煥傳》）。「流寇」起後，內外交逼，將帥擁兵的都只顧身家，畏葸不敢作戰。政府也曲意寬容，極意籠絡，稍有功效，加官封爵，唯恐不及。喪師失地的卻不敢少加罪責，唯恐其擁兵叛亂，又樹一敵。由此兵驕將悍，國力日蹙[56]。諸將中左良玉兵最強，擁兵自重，跋扈不肯聽調遣，《明史》說他：

　　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撫檄調，不時應命……壁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諸降賊附之，有眾二十萬。……福王立……南都倚為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為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唯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傳》）

　　〔[54]《明史》卷二三七《馮應京傳》：「會遼陽陷，時議募兵，棟如自請行。遂齎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所募兵畏出關，多逃亡。」〕

　　〔[55]《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傳》：「劉國縉主募遼人為兵，所募萬七千人，逃亡過半。」並參閱《熊襄湣公集》卷四《新兵全伍脫逃疏》。〕

　　〔[56]《明史》卷二六四《李夢辰傳》：「崇禎六年冬……累遷本科給事中。複言：『將驕軍悍，鄧玘、張外嘉之兵弑主而叛，曹文詔、艾萬年之兵望賊而奔，尤世威、徐來朝之兵離汎而遁。今者張全昌、趙光遠之兵且倒戈為亂矣。滎澤劫庫殺人，偃師列營對壘，且全昌等會剿豫賊，隨處逗留，及中途兵變，全昌竟東行，光遠始西向。驕抗如此，安可不重治。』帝頗采其言。」〕

　　一人擁兵八十萬，當時號為左兵。在崇禎時代他為要保全私人實力，不聽政府調遣。福王立，他又發動內戰，以致清兵乘虛直搗南京。其他鎮將如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在北都亡後，擁兵江北，分地分餉，儼然成為藩鎮。他們不但以武力干涉中央政事，還忙於搶奪地盤，互相殘殺。高傑、黃得功治兵相攻，劉澤清、劉良佐、許定國則按兵不動。後來許定國誘殺高傑，以所部獻地降清，劉澤清、劉良佐也不戰降附，黃得功兵敗自殺，南都遂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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