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33)_吳晗

三三

　　七　軍餉與國家財政

　　明初衛軍糧餉，基本上由屯田所入支給。明太祖在初起兵時，即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

　　戊戌（1358）十一月辛醜，立管領民兵萬戶府。令所定郡縣民武勇者，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升擢，無功令還為民。（《太祖實錄》卷六。）

　　又令諸將屯田各處。建國後宋訥又疏勸採用漢趙充國屯田備邊的辦法，以禦蒙古。他說：

　　今海內乂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不理，則恐歲久丑類為患，邊圄就荒。若欲窮追遠擊，六師往還萬里，饋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實，兵實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以法漢（趙充國）。……陛下宜於諸將中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法也。（《西隱文稿》卷一〇《守邊策略》）

　　同時由海道運糧到遼東，又時遭風覆溺。因之決意興屯，不但邊塞，即內地衛所也紛紛開屯耕種。定制邊地衛所軍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複租賦。初稅畝一鬥。建文四年（1402）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永樂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至滇、蜀，極於交阯，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明史》卷七七《食貨志一·田制》）。養兵（數）百萬，基本上由屯田收入支給（《明史》卷二五七《王洽傳》）。

　　除軍屯外，邊上又有商屯。洪武時戶部尚書郁新創開中法：

　　新以邊餉不繼，定召商開中法。令商輸粟塞下，按引支鹽，邊儲以足。（《明史》卷一五〇《鬱新傳》）

　　商人以遠道輸粟，費用過大，就自己募人耕種邊上閒田，即以所獲給軍，換取鹽引，到鹽場取鹽販賣營利，邊儲以足。政府經費則戶部銀專給軍旅，不作他用（《明史》卷二二〇《王遴傳》）。戶部貯銀於太倉庫，是為國庫。內廷則有內承運庫，貯銀供宮廷費用，收入以由漕糧改折之金花銀百萬兩為大宗。除給武臣祿十余萬兩外，盡供御用。邊賞首功不屬經常預算，亦由內庫頒發。國家財政和宮廷費用分開（《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倉儲》）。軍餉又概由屯田和開中支給。所以明初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如永樂、宣德時代之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七次下西洋，雖然費用浩繁，國庫還能應付。

　　可是軍屯和商屯兩種制度，不久便日趨廢弛，國庫也不能維持其獨立性，為內廷所侵用。衛軍壞而募兵增，政府既須補助衛軍餉糈，又加上兵的餉銀，國家經費，入不敷出，只好採取飲鴆止渴的辦法，以出為入，發生加派、增稅、捐納種種弊政，農民于繳納額定的賦稅以外，又加上一層軍兵費的新負擔。

　　軍屯之壞，在宣德初年範濟即已上書指出。他說：

　　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為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采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明史》卷一六四《範濟傳》）

　　屯軍因雜役而廢耕，屯的田又日漸為勢豪所占[57]。正統以後，邊患日亟，所屯田多棄不能耕。再加上官吏的需索，軍士的逃亡，屯軍愈困，衛所收入愈少[58]。政府沒有辦法，只好減輕屯糧，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征餘糧六石。弘治時又繼續減削，屯糧愈輕，軍餉愈絀。《明史》記：

　　初，永樂時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是以邊餉恒足。（《明史》卷七七《食貨志一·田制》）

　　〔[57]《明史》卷一五七《柴車傳》：「宣德六年，山西巡按禦史張勖言：大同屯田多為豪右佔據，命車往按得田幾二千頃，還之軍。」卷一七六《商輅傳》：「塞上腴田率為勢豪侵據，輅請核還之軍。」卷一五五《蔣貴傳》：「成化十年，蔣琬上言：大同、宣府諸塞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為豪右所占。」卷一八六《張泰傳》：「弘治五年泰言：甘州膏腴地，悉為中官武臣所據，仍責軍稅。城北草湖，資戍卒牧馬，今亦被占。」卷二六二《孫傳庭傳》：「崇禎九年……西安四衛舊有屯田二萬四千餘頃，其後田歸豪右，軍盡虛籍。」〕

　　〔[58]侯朝宗《壯悔堂文集》卷四《代司徒公屯田奏議》：「（諸閫帥蔭職以）肥區歸己，而以其瘠磽者移之軍士，久則竄易厥籍，而糧彌不均。於是不得不寄甲於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多，於是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鮮樂耕，野多曠土，職此之繇。」〕

　　正統以後，政府便須按年補助邊費，稱為年例。

　　軍屯以勢豪侵佔，衛軍逃亡而破壞，商屯則以改變制度而廢弛。《明史·葉淇傳》：

　　弘治四年為戶部尚書。變開中之制，令淮商以銀代粟，鹽課驟增至百萬，悉輸之運司，邊儲由此蕭然矣。（《明史》卷一八五）

　　鹽商從此可以用銀買鹽，不必再在邊境屯田。鹽課收入雖然驟增，可是銀歸運司；利歸商人，邊軍所需是月糧，邊地所缺的是米麥，商屯一空，邊餉立絀。《明史》卷七七《食貨志》說：

　　迨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為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

　　後來雖然有若干人提議恢復舊制，但因種種阻礙，都失敗了。

　　明代國家財政每年出入之數，在初期歲收田賦本色米，除地方存留千二百萬石外（《明史》卷二二五《王國光傳》），河、淮以南以四百萬石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石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明史》卷二一四《馬森傳》）。到正統時邊用不敷，由中央補助歲費，名為年例。正統十二年（1447）給遼東銀十萬兩，宣大銀十二萬兩（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卷六《議複屯田疏》）。到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為新巧，齋醮日費钜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收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明史》卷一八一《劉健傳》）財用日匱。國庫被內廷所提用，軍餉又日漸不敷，弘治八年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瞀，至議加南方兩稅折銀（《明史》卷一八一《謝遷傳》）。正德時諸邊年例增至四十三萬兩（《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傳》），軍需雜輸，十倍前制（《明史》卷一九二《張原傳》）。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乃四百三萬（《明史》卷二〇一《周金傳》）。嘉靖朝北有蒙古之入寇，南有倭寇之侵軼，軍兵之費較前驟增十倍。田賦收入經過一百五十年的休養生息，反比國初為少[59]。嘉靖五年銀的歲入止百三十萬兩，歲出至二百四十萬（《明史》卷一九四《梁材傳》）。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余藏頓盡（《明史》卷二一四《劉體乾傳》）。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餉無出，只好增加田賦，名為加派，征銀一百十五萬。這時銀的歲入是二百萬兩，歲出諸邊費即六百余萬，一切取財法行之已盡[60]。接著是東南的倭寇，又于南畿浙閩的田賦加額外提編，江南加至四十萬。提編是加派的別名，為倭寇增兵而設，可是倭寇平後這加派就成為正賦（《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賦役》）。廣東也以軍興加稅，到萬曆初年才恢復常額（《明史》卷二五五《李戴傳》）。諸邊年例增至二百八十萬兩（《明史》卷二〇二《孫應奎傳》，同書卷二三五《王德完傳》）。隆慶初年馬森上書說：

　　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明史》卷二一四《馬森傳》）

　　〔[59]《明史》卷二〇八《黎貫傳》，「嘉靖二年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

　　〔[60]《明史》卷二〇二《孫應奎傳》：「俺答犯京師後，羽書旁午徵兵餉。應奎乃建議加派，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地貧富，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千。」〕

　　派禦史出去搜括地方庫藏，得銀三百七十萬也只能敷衍一年。內廷在這情形下，還下詔取進三十萬兩，經戶部力爭，乃命止進十萬兩（《明史》卷二一四《劉體乾傳》）。萬曆初年經過張居正的一番整頓，綜核名實，裁節冗費，政治上了軌道，國庫漸漸充實，浸浸成小康的局面。張居正死後，神宗惑於貨利，一面浪費無度，一面肆力搜括，外則用兵朝鮮，內則農民暴動四起，國家財政又到了破產的地步。

　　萬曆前期的國家收入約四百萬兩，歲出四百五十余萬兩。歲出中九邊年例一項即占三百六十一萬兩[61]，後來又加到三百八十余萬兩[62]。每年支出本來已經不夠，內廷還是一味向國庫索銀，皇帝成婚，皇子出閣成婚，皇女出嫁，營建宮殿種種費用都強逼由國庫負擔[63]。又從萬曆六年起，於內庫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為定制（《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倉庫》）。結果是外廷的太倉庫、光祿寺庫、太僕寺庫的儲蓄都被括取得乾乾淨淨，內廷內庫帑藏山積，國庫則蕭然一空[64]。萬曆二十年哱拜反于寧夏；又接連用兵播州；朝鮮戰役歷時至七年。支出軍費至一千余萬兩[65]。大半出於加派和搜括所得明史。《孫瑋傳》記：

　　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明史》卷二四一）

　　〔[61]《明史》卷二二四《宋纁傳》：「萬曆十四年遷戶部尚書。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策。近諸邊年例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

　　〔[62]《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傳》：「萬曆十四年進士……累遷戶科都給事中，上籌劃邊餉議言：諸邊歲例，弘正間止四十三萬，至嘉靖則二百七十余萬，而今則三百八十余萬。」〕

　　〔[63]《明史》卷二二〇《王遴傳》：「故事戶部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濟邊銀九萬兩為織造費。至是複欲行之，遴執爭。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為慈甯宮用，遴又力持。皆不納。」卷二二七《萬象春傳》：「皇女生，詔戶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象春力諫，不聽。」卷二二〇《趙世卿傳》：「福王將婚，進部帑二十七萬，帝猶以為少，……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引故事力爭，詔減三之一。世卿複言：陛下大婚止七萬，長公主下嫁止十二萬，乞陛下再裁損，一仿長公主例。帝不得已從之。」卷二四〇《朱國祚傳》：「萬曆二十六年詔旨採辦珠寶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乃止四百萬。」卷二三五《王德完傳》：「今皇長子及諸王冊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萬，而袍服之費複二百七十余萬。」卷二四一《張問達傳》：「帝方營三殿，采木楚中，計費二百二十萬有奇。」〕

　　〔[64]《明史》卷二三〇《汪若霖傳》：「萬曆三十六年巡視庫藏，見老庫止銀八萬，而外庫蕭然。諸邊軍餉積逋至百余萬。」〕

　　〔[65]《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傳》：「萬曆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極陳國計匱乏，言：近歲寧夏用兵費百八十余萬；朝鮮之役七百八十余萬；播州之役二百余萬。」按畢自嚴所記與此不同，《石隱園藏稿》卷六《清査九邊軍餉疏》：「征哱拜之費用過一百余萬，兩次征倭之費用過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一百二十二萬七千餘兩。」〕

　　所增賦額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民戶殷足者什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明史》卷二一六《馮琦傳》）。到萬曆四十六年（1618）遼東兵起，接連加派到五百二十萬兩：

　　時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尚書李汝單乃援征倭、征播例，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複加三厘五毫。又明年，以兵、工二部請，複加二厘。通前後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賦役》；卷二二〇《李汝華傳》）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