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30)_吳晗

三〇

　　四　衛軍的廢弛

　　京外衛所軍的廢弛情形也和京軍一樣。

　　明代軍士的生活，我們可用明太祖的話來說明，他說：

　　那小軍每一個月只關得一擔兒倉米。若是丈夫每不在家裡，他婦人家自去關呵，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官又斛面上打減了幾升。待到家裡（音伐）過來呵，止有七、八鬥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那裡再得閒錢與人。（《大誥》武臣科斂害軍第九）

　　正軍衣著雖由官庫支給，家屬的卻須自己製備。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連吃飯也還不夠，如何還能顧到衣服！《明史》卷一八五《黃紱傳》：

　　成化二十二年巡撫延綏，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歎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面目臨其上。亟預給三月餉，親為撫循。

　　黃紱所見的是衛軍的普遍情形，延綏士卒的遭遇卻是一個難得的例外。甚至病無醫藥，死無棺殮，《明史》卷一六〇《張鵬傳》：

　　鵬景泰二年進士。……出按大同、宣府，奏：「兩鎮軍士敝衣菲食，病無藥，死無棺。乞官給醫藥棺槥，設義塚，俾饗厲祭。死者蒙恩，則生者勸。」帝立報可，且命諸邊概行之。

　　經過張鵬的提議，才由官給醫藥棺槥，卻仍只限于諸邊，內地的不能享受這權利。衛軍生活如此，再加以上官的剝削和虐待，假如有辦法，他們是會不顧一切，秘密逃亡的。

　　除從征和歸附的軍士以外，謫發和垛集軍是強逼從軍的。他們被威令所逼，離開所習慣的土地和家族，到一個遼遠的陌生的環境中去，替統治階級服務。一代一代地下去，子子孫孫永遠繼承這同一的命運和生活。大部分的軍士發生逃亡的現象，特別是謫發的逃亡最多。萬歷時章潢說：

　　國初衛軍藉充垛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余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裡既遠，勾解遂難。（章潢《圖書編》卷一一七）

　　據正德時王瓊的觀察，逃亡者的比例竟占十之八、九。他以為初期經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恆產，樂於從軍。同時法令嚴密，衛軍不敢逃亡。後來政府不能約束官吏，衛軍苦於被虐待、剝削，和逼於鄉土之思，遂逃亡相繼（王瓊《清軍議》）。衛所的腐敗情形，試舉數例：

　　宣德九年（1434）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驥言：中外都司衛所官，唯知肥己，征差則賣富差貧，征辦則以一科十，或占納月錢，或私役買賣，或以科需扣其月糧，或指操備減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明宣宗實錄》卷一〇八）

　　弘治時劉大夏《條列軍伍利弊疏》也說：

　　在衛官軍苦於出錢，其事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雇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外宮人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俱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營內外官員，率于軍伴額數之外，摘發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為當然。又江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削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貧，貧者終至於絕。江南官軍每遇營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況至京即撥做工雇車運料，而雜撥納辦，有難以盡言者。（《劉忠宣公集》卷一）

　　衛軍一方面被衛官私家役使[28]，甚至被逼為朝中權要種田[29]。月糧既被克扣[30]，又須交納月錢，供上官揮霍[31]。隆慶三年（1569）蕭廩出核陝西四鎮兵食，發見被隱占的卒伍至數萬人（《明史》卷二二七《蕭廩傳》）。軍士無法生活，一部分改業為工人商販，以所得繳納上官。景帝即位時，劉定之上言十事，論當時情形：

　　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為商，執技為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明史》卷一七六《劉定之傳》）

　　〔[28]《明成祖實錄》卷六八：「永樂五年（1407）六月辛卯，禦史蔣彥祿言：國家養軍士以備攻戰，暇則教之，急則用之。今各衛所官夤緣為奸，私家役使，倍蓰常數。假借名義以避正差，賄賂潛行，互相蔽隱。」〕

　　〔[29]《明史》卷一七七《年富傳》：「英國公張懋及鄭宏各置莊田於邊境，歲役軍耕種。」〕

　　〔[30]王鏊《王文恪公文集》卷一九《上邊議八事》：「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鬥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首級而不得為己功。」《明史》卷一八二《劉大夏傳》：「弘治十七年召見大夏於便殿……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克過半，安得不窮！」《明英宗實錄》卷一二六：「正統二年十月辛亥，直隸巡按禦史李奎奏：沿海諸衛所官旗，多克減軍糧入己，以致軍士艱難，或相聚為盜賊，或興販私監。」〕

　　〔[31]《明史》卷一六四《曹凱傳》：「景泰中擢浙江右參政。時諸衛武職役軍辦納月錢，至四千五百餘人。」同書卷一八〇《汪奎傳》：「成化二十一年言：內外坐營監槍內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多私役健丁，行伍唯存老弱。」甚至餘軍亦被私役，《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六：「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壬申，兵科給事中劉斌奏：近數十年典兵官員既私役正軍，又私役余丁，甚至計取月錢，糧不全支。是致軍士救饑寒之不暇，尚何操習訓練之務哉！」〕

　　大部分不能忍受的，相率逃亡，有的秘密逃回原籍，如正統時李純所言：

　　三年（1438）十月辛未，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李純言：遼東軍士往往攜家屬潛從登州府運船，越海道逃還原籍。而守把官軍，受私故縱。（《明英宗實錄》卷四七）

　　有的公開請假離伍：

　　正統十一年（1446）五月己卯，福建汀州府知府陸征言：天下衛所軍往往假稱欲往原籍取討衣鞋，分析家貲，置備軍裝。其官旗人等貪圖賄賂，從而給與文引遣之。及至本鄉，私通官吏鄉里，推稱老病不行，轉將戶丁解補。到役未久，托故又去。以致軍伍連年空缺。（《明英宗實錄》卷一四一）

　　其因罪謫戍的，則預先佈置，改換籍貫，到衛即逃，無從勾捕：

　　宣德八年（1433）十二月庚午，巡按山東監察禦史張聰言：遼東軍士多以罪謫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編發之初，奸頑之徒，改易籍貫，至衛即逃。比及勾追，有司謂無其人，軍伍遂缺。（《明宣宗實錄》卷一百七）

　　沈德符記隆萬時戍軍之亡匿情形，直如兒戲。他說：

　　吳江一叟號丁大伯者，家溫而喜啖飲，久往來予家。一日忽至邸舍，問之，則解軍來。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為盜，發遣遼東三萬衛充軍，亦隨在門外。先人語之曰：

　　慎勿再來，倘此犯逸去，奈何！丁不顧，令之入叩頭，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去甫一月，則王姓者獨至邸求見。先人駭問之，雲已訖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細詰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來，則批回在手。其人到伍，先從間道遁歸，不由山海關，故反早還。因與丁作伴南旋。近聞中途亦有逃者，則長解自充軍犯，雇一二男女，一為軍妻，一為解人，投批到衛收管，領批報命時，竟還桑梓。彼處戍長，以入伍脫逃，罪當及己，不敢聲言。且利其遺下口糧，潛入囊橐。而荷戈之人，優遊閭裡，更無誰何之者。（《野獲編·補遺》卷三解軍）

　　衛所官旗對於衛軍之逃亡缺額，非但毫不過問，並且引為利源。因為一方面他們可以幹沒逃亡者的月糧，一方面又可以向逃亡者需索賄賂。永樂十二年（1414）明成祖曾申說此弊：

　　十月辛巳上諭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軍伍不整肅，多因官吏受賕，有縱壯丁而以罷弱充數者；有累歲缺伍不追補者；有偽作戶絕及以幼小紀錄者；有假公為名而私役於家者。遇有調遣，十無三、四。又多是幼弱老疾，騎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緩急何以濟事！（《明成祖實錄》卷一五七）

　　五年後監察禦史鄧真上疏說軍衛之弊，也說：

　　內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今各衛所官吏唯耽酒色貨賄，軍伍任其空虛。及至差人勾補，縱容賣故，百無一、二到衛，或全無者；又有在外娶妻生子不回者。官吏徇私蒙蔽，不行舉發。又有勾解到衛而官吏受贓放免；及以差使為由，縱其在外，不令服役。此軍衛之弊也。（《明成祖實錄》卷二一九）

　　在這情形下，《明史·兵志》記從吳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三年中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餘。到正統三年（1438）離開國才七十年，這數目就突增到一百二十萬有奇，占全國軍伍總數二分之一弱[32]。據同年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李純的報告，他所視察的某一百戶所，照理應有旗軍一百十二人，可是逃亡所剩的結果，只留一人（《明英宗實錄》卷四七）。

　　〔[32]《明英宗實錄》卷四六：「正統三年九月丙戌，行在兵部奏：天下都司衛所發冊坐勾逃故軍士一百二十萬有奇。今所清出，十無二、三。未幾又有逃故，難以遽皆停止。」〕

　　邊防和海防情況：遼東的兵備在正德時已非常廢弛，開原尤甚，士馬才十二，牆堡墩台圮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為諸部射獵地（《明史》卷一九九《李承勳傳》）。薊鎮兵額到嘉靖時也十去其五，唐順之《覆勘薊鎮邊務首疏》：

　　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牆子嶺馬蘭穀，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盡石門寨而止，凡為區者七。查得原額兵共七萬六百零四名，見在四萬六千零三十七名，逃亡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名。又從黃花鎮起，西至於居庸關，盡鎮邊城而止，凡為區者三，査得原額兵共二萬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萬零一百九十五名。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共九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名，見到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薊兵稱雄，由來久矣。比臣等至鎮，則見其人物瑣軟，筋骨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惰，而無朝氣之銳。就而閱之，力士健馬，什才二、三，鈍戈弱弓，往往而是。其於方圓、牝牡、九陣、分合之變，既所不講，劍盾、槍箭、五兵之長，亦不能習。老羸未汰，紀律又疏，守尚不及，戰則豈堪！（《荊川外集》卷二）

　　沿海海防，經積弛後，尤不可問。《明史》卷二〇五《朱紈傳》記嘉靖二十六年時閩浙情形說：

　　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

　　海道副使譚綸述浙中沿海衛所積弊：

　　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一一《經略一·實軍伍》）

　　以至一衛軍士不滿千余，一千戶所不滿百餘。（同上，兵部尚書張時徹語）一遇事變，便手足無措。倭寇起後，登陸屠殺，如入無人之境。充分證明了衛軍的完全崩潰，於是有募兵之舉，另外召募壯丁，加以訓練，抵抗外來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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