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29)_吳晗

二九

　　三　京軍

　　明初定都南京，集全國衛軍精銳于京師。有事以京軍為主力，抽調各地衛軍為輔。又因蒙古人時圖恢復，侵犯北邊，命將於沿邊安置重兵防守，分封諸子出王邊境，大開屯田，且耕且守。靖難役後，明成祖遷都北京，以首都置於國防前線，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定制立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合稱為京軍。

　　五軍營的組織，太祖時設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京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洪武四年（1371）士卒之數二十萬七千八百有奇。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為前、後、中、左、右五軍都督府。成祖北遷後，增為七十二衛。永樂八年（1410）親征本雅失裡，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稱為五軍。除在京衛所外，每年又分調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各都司兵十六萬人，輪番到京師操練，稱為班軍。

　　三千營以邊外降丁三千人組成。

　　神機營專用火器，永樂時平交阯得到火器，立營肄習。後來又得到都督譚廣進馬五千，置營名「五千」，掌操演火器。

　　三大營在平時，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在皇帝親征時，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週二十里，樵采其中。

　　皇帝侍衛親軍有錦衣衛和十二衛親軍。禦馬監又有武驤，騰驤，左、右衛，稱四衛軍。

　　明初京軍總數在八十萬以上[24]。永樂時征安南，用兵至八十萬（《明史》卷一五四《張輔傳》）。正統中征麓川，用兵亦十五萬（《明史》卷一七一《王驥傳》）。永樂、宣德二朝六次對蒙古用兵，都以京軍為主力。到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喪沒幾盡。《明史》卷一七〇《於謙傳》說：

　　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恐慌，上下無固志。

　　〔[24]《明史》卷一八五《吳世忠傳》：「弘治十一年（1498）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同書卷八九《兵志》一：「嘉靖二十九年（1550）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因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

　　事後一面補充，一面著手改革。當時主持兵政的兵部尚書于謙以為三大營的缺點，是在分作三個獨立組織，各為教令，臨時調發，軍士和將弁都不相習。乘機改革，在諸營中選出精兵十萬，分作十營集中團練，名為團營。其餘軍歸本營，稱為老家。京軍之制為之一變。到成化時又選出十四萬軍分十二營團練，稱為選鋒，餘軍仍稱老家，專任役作。團營之法又稍變。到正德時因「流寇」之亂，調邊軍入衛，設東西官廳練兵，於是邊軍成為選鋒，十二團營又成為老家了。嘉靖時經過幾次嚴重的外患，九次改革，又恢復三大營舊制，改三千為神樞營，募兵四萬充伍。形式上雖然似乎還原，可是以募兵代世軍，實質上卻已大不相同了。

　　京軍內一部分由外衛番上京師者稱為班軍。在名義上是集中訓練，鞏衛京師。實際上卻被政府和權貴役作苦工，《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說：

　　成化間海內燕安，外衛卒在京只供營繕諸役，勢家私占複半之，卒多畏苦，往往愆期。

　　修建宮殿陵墓，浚理城池，一切大工程都以班軍充役，使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25]。甚至調發出征的也被扣留役使，《明史》卷一九九《鄭曉傳》記：

　　俺答圍大同右衛急。……曉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簡聽征京軍三萬五千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

　　〔[25]《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同書卷一九三《費宏傳》：「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己。」卷一九四《梁材傳》：「嘉靖六年（1527）時修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大役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勳藉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廩食視班軍。」〕

　　結果使各地衛軍以番上為畏途。有的私下納銀於所屬將弁，求免入京。有事則召募充數，名為「折乾」。嘉靖二十九年（1550）職方主事沈朝煥在點發班軍月餉時，發見有大部分是雇乞丐代替的。後來索性專以班軍作工，也不營操了。班軍不做工和不在工作期間的便改行作商販工藝，按時給他們所屬的班將一點錢。到末年邊事日急，又把班軍調到邊方，作築垣負米的勞役。從班軍一變而為班工，從應役番上到折乾雇募，雖然名義上還仍舊貫，可是實質上卻已經變質了。

　　在京衛軍的情形，也和班軍一樣地困於役作。成化時以太監汪直總督團營，此後京軍便專掌於內臣。其他管軍將弁也照例由勳戚充任。在這一群貪婪的太監和紈絝的將弁統率之下，發生了種種弊端，第一是占役，軍士名雖在籍，實際上卻被權貴大官所隱占，替私人作工服役，卻向政府領餉；第二是虛冒，軍籍本來無名，卻被權貴大官硬把家人蒼頭假冒選鋒壯丁名色，月支厚餉。有人領餉，卻無人應役（《明史》卷二六五《李邦華傳》）；第三是軍吏的舞弊，軍士在交替時，軍吏需索重賄，貧軍不能應付，雖然老羸，也只好勉強幹下去。精壯子弟反而不得收練。以此軍多老弱；第四是富軍的賄免，有錢的怕營操徵調，往往賄托將弁，把他擱在老家數中。貧軍雖極疲老，也只能勉強挨命，積此四弊，再加上在營軍士的終年勞作，沒有受訓練的機會，名雖軍士，實則工徒。結果自然營伍日虧，軍力衰耗，走上崩潰的途徑（《明史》卷八九《兵志》一）。成化末年京軍缺伍至七萬五千有奇。到武宗即位時，十二團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稍弱者二萬五千。武宗末年給事中王良佐奉敕選軍，按軍籍應當有三十八萬餘人，較明初時已經只剩十分之五，實存者不及十四萬，較原額缺伍至六分之五，較現額也缺伍到五分之三強。可是中選者又只二萬餘人。世宗立，額兵止有十萬七千餘人，實存者僅半。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圍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核營伍不及五、六萬人，驅出都門，皆流涕不敢前。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疏言：

　　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

　　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即見在軍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胄紈絝，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到崇禎末年簡直無軍可用。《明史》卷二六六《王章傳》記：

　　十七年（1644）王章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十萬，猶可為也。」及閱視，半死者。余冒伍，憊甚，矢折刀缺，聞炮聲掩耳，馬未馳輒墮。而司農缺餉，半歲不發。

　　即勉強調發出征，也是雇充遊民，名為京軍，實則召募。如崇禎十四年兵部侍郎吳甡所言：

　　京營……承平日久，發兵剿賊，輒沿途雇充。將領利月餉，遊民利剽敚，歸營則本軍複充伍。（《明史》卷二五二《吳甡傳》

　　積弊之極，京軍僅存空名。可是，相反地，軍官卻與日俱增，越後越多。洪武二十五年京軍軍官的總數是二千七百四十七員，六十幾年後，到景泰七年（1456）突增三萬餘員，較原額加了十一倍[26]。再過十幾年，到成化五年（1496）又增加到八萬餘員，較原額增加了三十倍（《明史》卷二一四《劉體乾傳》）。正德時嬖佞以傳奉得官，瑣濫最甚。世宗即位，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至十四萬八千七百人。歲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余石（《明史》卷一九〇《楊廷和傳》）。不久又汰去京衛及親軍冗員三千二百人（《明史》卷一九六《夏言傳》）。雖然經過這兩次大刀闊斧的裁汰，可是不久又繼續增加：「邊功升授，勳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明史》卷二一四《劉體乾傳》）。到萬歷時，神宗倦於政事，大小臣僚多缺而不補，可是武職仍達八萬二千餘員。到天啟時魏忠賢亂政，武職之濫，打破了歷朝的紀錄，連當時人也說：「不知又增幾倍？」[27]軍日減而官日增，軍減而糧仍舊額，國家負擔並不減輕，官增則冗費愈多，國庫愈匱。並且養的是不能戰的軍，添的也是不能戰的官。到崇禎末年，內外交逼，雖想整頓，也來不及了。

　　〔[26]《明史》卷一八〇《張寧傳》：「景泰七年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

　　〔[27]《明史》卷二七五《解學龍傳》：「天啟二年（1622）疏言：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余，武增至八萬二千餘。今不知又增幾倍？」〕

　　從京軍軍伍的減削情形看，明初到正統可說是京軍的全盛時期。土木變後，經過於謙一番整頓，軍力稍強，可是額數已大減於舊，可說是京軍的衰落時期。從成化到明末，則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是京軍的崩潰時期。在全盛時期，明成祖和宣宗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京軍是全軍中最精銳的一部分。在衰落時期，軍數雖少，還能打仗。到成化以後，京軍雖仍四出征討，卻已沒有作戰能力了。《明史》卷一八〇《曹璘傳》說：

　　弘治元年（1488）言：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

　　《劉健傳》也說：

　　弘治十七年複，小王子謀犯大同，帝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明史》卷一八一）

　　同時的倪嶽則說京軍之出，反使邊軍喪氣，他說：

　　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隳邊軍之功，為敵人所侮。（《明史》卷一八三《倪嶽傳》）

　　這時離開國不過一百四十年，京軍已以冗怯著稱，政府中人異口同聲地以為不可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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