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114)_吳晗

一一四

　　軍屯以勢豪侵佔，衛軍逃亡而破壞，商屯則以改變制度而廢弛。《明史·葉淇傳》：

　　弘治四年為戶部尚書。變開中之制，令淮商以銀代粟，鹽課驟增百余萬，悉輸之運司，邊儲由此蕭然矣。（同上書卷一八五）

　　鹽商從此可以用銀買鹽，不必再在邊境屯田。鹽課收入雖然驟增，可是銀歸運司，利歸商人，邊軍所需是月糧，邊地所缺的是米麥，商屯一空，邊餉立絀。《明史·食貨志》說：

　　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為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

　　後來雖然有若干人提議恢復舊制，但因種種阻礙，都失敗了。

　　明代國家財政每年出入之數，在初期歲收田賦本色米，除地方存留千二百萬石外（同上書卷二二五《王國光傳》），河、淮以南以四百萬石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石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同上書卷二一四《馬森傳》）。到正統時邊用不敷，由中央補助歲費，名為年例。正統十二年（1447）給遼東銀十萬兩，宣大銀十二萬兩（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卷六《議複屯田疏》）。到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為新巧，齋醮日費巨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收入，動四五十萬。而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明史》卷一八一《劉健傳》）財用日匱。國庫被內廷所提用，軍餉又日漸不敷，弘治八年（1495）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至議加南方兩稅折銀（《明史》卷一八一《謝遷傳》）。正德時諸邊年例增至四十三萬兩（同上書卷二三五《王德完傳》），軍需雜輸，十倍前制（同上書卷一九二《張原傳》）。京糧歲入三百五萬石，而食者乃四百三萬人（同上書卷二〇一《周金傳》）。嘉靖朝北有蒙古之入寇，南有倭寇之侵軼，軍兵之費較前驟增十倍。田賦收入經過一百五十年的休養生息，反比國初為少。[55]嘉靖五年（1526）銀的歲入止百三十萬兩，歲出至二百四十萬兩（同上書卷一九四《梁材傳》）。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1522）至十五年（1536）積至八十萬兩，自二十一年（1542）以後，供億日增，余藏頓盡（同上書卷二一四《劉體乾傳》）。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入寇，兵餉無出，只好增加田賦，名為加派，征銀一百十五萬兩。這時銀的歲入是二百萬兩，歲出諸邊費即六百余萬兩，一切取財法行之已盡。[56]接著是東南的倭寇，又于南畿浙閩的田賦加額外提編，江南加至四十萬。提編是加派的別名，為倭寇增兵而設，可是倭寇平後這加派就成為正賦（同上書卷七八《食貨志二·賦役》）。廣東也以軍興加稅，到萬曆初年才恢復常額（同上書卷二五五《李戴傳》）。諸邊年例增至二百八十萬兩（同上書卷二〇二《孫應奎傳》，同書卷二三五《王德完傳》）。隆慶初年馬森上書說：

　　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多於前，而所費數倍。（同上書卷二一四《馬森傳》）

　　【[55]《明史》卷二〇八《黎貫傳》：「嘉靖二年（1523）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
　　【[56]《明史》卷二〇〇《孫應奎傳》：「俺答犯京師後，羽書旁午徵兵餉。應奎乃建議加派，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地貧富，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千。」】

　　派禦史出去搜括地方庫藏，得銀三百七十萬兩也只能敷衍一年。內廷在這情形下，還下詔取進三十萬兩，經戶部力爭，乃命只進十萬兩（同上書卷二一四《劉體乾傳》）。萬曆初年經過張居正的一番整頓，綜核名實，裁節冗費，政治上了軌道，國庫漸漸充實，漸漸成小康的局面。張居正死後，神宗惑於貨利，一面浪費無度，另一面肆力搜括，外則用兵朝鮮，內則農民暴動四起，國家財政又到了破產的地步。

　　萬曆前期的國家收入約四百萬兩，歲出四百五十余萬兩。歲出中九邊年例一項即占三百六十一萬兩[57]，後來又加到三百八十余萬兩[58]。每年支出本來已經不夠，內廷還是一味向國庫索銀，皇帝成婚，皇子出閣成婚，皇女出嫁，營建宮殿種種費用都強逼由國庫負擔。[59]又從萬曆六年（1578）起，於內庫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為定制（《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倉庫》）。結果是外廷的太倉庫光祿寺庫太僕寺庫的儲蓄都被括取得乾乾淨淨，內廷內庫帑藏山積，國庫則蕭然一空。[60]萬曆二十年（1592）哱拜反于寧夏；又接連用兵播州；朝鮮戰役歷時至七年。支出軍費至一千余萬兩。[61]大半出於加派和搜括所得。《明史·孫瑋傳》記：

　　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同上書卷二四一）

　　【[57]《明史》卷二二四《宋纁傳》：「萬曆十四年（1586）遷戶部尚書。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策。近諸邊年例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
　　【[58]《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傳》：「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累遷戶科都給事中，上籌劃邊餉議言：諸邊歲例，弘正間止四十三萬，至嘉靖則二百七十余萬，而今則三百八十余萬。」】
　　【[59]《明史》卷二二〇《王遴傳》：「故事戶部銀專供軍團，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濟邊銀九萬兩為織造費。至是複欲行之，遴執爭。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為慈甯宮用，遴又力持，皆不納。」卷二三七《萬象春傳》：「皇女生，詔戶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象春力諫不聽。」卷二二〇《趙世卿傳》：「福王將婚，進部帑二十七萬，猶以為少。……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引故事力爭，詔減三之一。世卿複言：陛下大婚止七萬，長公主下嫁止十二萬，乞陛下再裁損，一仿長公主例。帝不得已從之。」卷二四〇《朱國祚傳》：「萬曆二十六年（1598）詔旨採辦珠寶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乃止四百萬。」《王德完傳》：「今皇長子及諸王冊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萬，而袍服之費複二百七十余萬。」卷二四〇《張問達傳》：「帝方營三殿，采木楚中，計費二百二十萬有奇。」】
　　【[60]《明史》卷二三〇《汪若霖傳》：「萬曆三十六年（1608）巡視庫藏，見老庫止銀八萬，而外庫蕭然。諸邊軍餉積逋至百余萬。」】
　　【[61]《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傳》：「萬曆二十八年（1600）起任工科，極陳國計匱乏，言：近歲寧夏用兵費百八十余萬，朝鮮之役七百八十余萬，播州之役二百余萬。」按畢自嚴所記與此不同，《石隱園藏稿》卷六《清査九邊軍餉疏》：「征哱拜之費用過一百余萬，兩次征倭之費用過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一百二十二萬七千餘兩。」】

　　所增賦額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民戶殷足者什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明史》卷二一六《馮琦傳》）。到萬曆四十六年（1618）遼東兵起，接連加派到五百二十萬兩：

　　時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征倭征播例，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複加三厘五毫。又明年以兵工二部請，複加二厘。通前後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同上書卷七八《食貨志二·賦役》：卷二二〇《李汝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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