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115)_吳晗

一一五

　　接著四川、貴州又發生戰事，截留本地賦稅做兵餉，邊餉愈加不夠。從萬曆三十八年到天啟七年（1610—1627）負欠各邊年例至九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一兩七錢三分（《石隱園藏稿》卷六《詳陳節欠疏》）。兵部和戶部想盡了法子，羅掘俱窮，實在到了無辦法的地步，只好請發內庫存銀，權救邊難，可是任憑呼籲，皇帝堅決不理，楊嗣昌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所上的《請帑稿》頗可看出當時情形：

　　今曰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太僕寺無有，各處直省地方無有。自有遼事以來，戶部一議挪借，而挪借盡矣。一議加派，而加派盡矣。一議搜括，而搜括盡矣。有法不尋，有路不尋，則是戶部之罪也。至於法已盡，路已尋，再無銀兩，則是戶部無可奈何，千難萬苦。臣等只得相率懇請皇上將內帑多年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億萬，存貯太倉，聽戶部差官星夜齎發遼東，急救遼陽。如遼陽已失，急救廣甯，廣寧有失，急救山海等處，除此見錢急著，再無別法處法。（《楊文弱集》卷二）

　　疏上留中，遼陽、廣寧也相繼失陷。

　　天啟時諸邊年例又較萬曆時代增加六十萬兩，京支銀項增加二十余萬兩（《石隱園藏稿》卷六《清查九邊軍餉疏》）。遼東兵額九萬四千餘人，歲餉四十余萬兩，到天啟二年（1622）關上兵只十余萬人，月餉至二十二萬兩（《明史》卷二七五《解學龍傳》），軍費較前增加六倍。新兵較舊軍餉多，在招募時，舊軍多竄入新營為兵，一面仍保留原額，政府付出加倍的費用募兵，結果募的大部仍是舊軍，衛所方面仍須發餉。[62]從泰昌元年（1620）十月到天啟元年（1621）十二月十四個月用去遼餉至九百二十五萬一千餘兩，較太倉歲入總數超過三倍。（《楊文弱集》卷四《述遼餉支用全數疏》）

　　【[62]《明史》卷二七五《楊文弱集》卷一，萬曆四十七年（1619）九月，《請立兵冊清査遼餉確數稿》：「新兵原食一兩二錢，今遞加至一兩八錢。舊兵原食四錢，今遞加至一兩二錢。新兵遞加，往開元等一兩八錢，往鐵嶺等一兩六錢。舊兵遞加，其上等一兩二錢，中等者八錢。」天啟元年（1621）六月《三覆議山東河北增兵用餉稿》：「定遼西新舊兵例分為五等，一等月給銀二兩，二等月給銀一兩八錢，三等月給銀一兩五錢，四等月給銀一兩二錢，五等月給銀八錢。」】

　　崇禎初年，一方面用全力防遏建州的入侵，另一方面「流寇」四起，內外交逼，兵愈增，餉愈絀。崇禎二年（1629）三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

　　諸邊年例自遼餉外，為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尚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九十六萬二千，鹽課百十一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即盡充邊餉尚無贏餘。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余萬，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況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明史》卷二五六《畢自嚴傳》）

　　除遼餉不算，把全國收入，全部用作兵費還差三分之一。崇禎三年（1630）又於加派九厘外，再加三厘，共增賦一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63]同年度新舊兵餉支出總數達八百七十余萬兩，收入則僅七百十余萬兩，不敷至百六十萬兩（《石隱園藏稿》七《兵餉日增疏》）。崇禎十年（1637）增兵十二萬人，增餉二百八十萬兩，名為剿餉：

　　其籌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有奇。溢地者，民間土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貲為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初嗣昌增剿餉，議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征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征。（《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

　　【[63]《明史》卷二五六《畢自嚴傳》：「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自嚴不能止。於是舊增五百二十萬之外，更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天下益耗矣。」卷二五七《梁廷棟傳》：「畝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於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益怨諮。」按卷二五二《楊嗣昌傳》：「神宗末年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統名遼餉。」作百四十萬，誤。】

　　崇禎十二年（1639）又議練兵七十三萬人，於地方練民兵，又於剿餉外，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兩。時論以為：

　　九邊自有額餉，概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為實數，餉盡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抽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事钜，莫敢難也。（同上）

　　從萬曆末年到這時，遼餉的四次遞加，加上剿餉、練餉，一共增賦一千六百九十五萬兩。這是明末農民在正賦以外的新增負擔！崇禎十六年（1643）索性把三餉合為一事，省得農民弄不清楚和吏胥的作弊。（同上書卷二六五《倪元璐傳》）

　　因外族侵略和農民起義而增兵，因增兵而籌餉，因籌餉而加賦。賦是加到農民頭上的，官吏的嚴刑催逼和舞弊，迫使農民非參加起義不可，《明史》卷二五五《黃道周傳》說：

　　催科一事，正供外有雜派，新增外有暗加，額辦外有貼助。小民破產傾家，安得不為盜賊！

　　結果是朱明統治的被推翻。「流寇」領袖攻陷北京的李自成起事的口號是：

　　從闖王，不納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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