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54)_吳晗

五四

　　§二

　　研究明代國子監的材料，除《明史·選舉志》以外，關於南京國子監有黃佐的《南廱志》，北京國子監有《皇明太學志》。此外，《大明會典》卷七十八《學校門》也有簡單的記載。

　　明初制度，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學校生員做官則不一定經由科舉。以此，學校是做官所必由的大路，政府和社會都極看重。可是，從明成祖以後，進士獨佔了做官的門路，監生出路日壞。從明景帝開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以後，國子監成為富豪子弟的京師旅邸，日漸廢弛。從明武宗以後，非府州縣學生也可以納銀入監，做個掛名學生，以依親為名，根本不必入學，國子監到此完全失去初創的意義，只剩下一個招牌了。因之，研究明代學校和政治的關係，洪武一朝是最有代表性的時期。

　　國子監的前身是國子學。宋龍鳳十一年（1365，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以元故集慶路儒學改建。有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在建學的前一年，未有校址，先已任命了國子博士和國子助教，在內府大本堂教皇子和胄子（貴族大官子弟）。吳元年（1367）定國子學官制，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從八品，學正正九品，學錄從九品，典膳省注。洪武四年（1371）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祿，祭酒二百七十石，司業一百八十石，博士八十石，典簿七十石，助教六十五石，學正六十石，學錄五十石。十四年（1381）又更定官員品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二人，正六品，監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俱從九品。掌饌二人，雜職。又改建國子學於雞鳴山之南。十五年（1382）改國子學為國子監。二十四年（1391），又改司業監丞各一人（黃佐《南廱志》卷一《事紀》）。從祭酒到掌饌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於吏部。

　　學校官在學的職務分工，據洪武十五年（1382）欽定的監規：祭酒是正官，衙門首長，專總理一應事務，要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屬官赴堂稟議事務，質問經史，皆須拱立聽受，不得即便坐列，正官亦不得要求虛譽，輒自起身，有紊禮制。祭酒和其他同僚，是長官和屬僚的關係，就國子監說，是一監之長，勉強比附現代名詞，相當於校長，但是，這個校長並無聘任教員之權，因為一切教員都是部派的。監丞品位雖低，卻參領監事，凡教官怠于師訓，生員有戾規矩，課業不精，廩膳不潔，並從糾舉。務要夙夜盡公，嚴行約束，毋得徇情，以致廢弛（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不但管學生規矩課業，還兼管教員教課成績，辦公處叫「繩愆廳」，器用除公案公椅以外，特備有行撲紅凳二條，撥有直廳皂隸二名，「撲作教刑」。刑具是竹篦，皂隸是行刑人，紅凳是讓學生伏著挨打的（同上書卷一六《器用》）。按照規定，監丞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學規，即便究治。初犯記錄（記過），再犯決竹篦五下，三犯決竹篦十下，四犯發遣安置（開除、充軍，罰充吏役）（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監丞對學生，不但有處罰權，而且有執行刑罰之權，學校法庭刑場合而為一。當然，判決和執行都是片面的，學生絕對沒有辯解申說和要求上訴的權利。這職位就管束學生而論，有點像現代的訓導長。掌饌是管師生膳食的，膳夫由朝廷撥囚徒充役，洪武十五年（1382）六月敕諭監丞等：「囚徒膳夫，俱系死囚，若不聽使令，三更五點不起，有誤生員飲食，一兩遍不聽，打五十竹篦，三遍不聽處斬。做賊的割了腳筋，若監丞典簿掌饌管束不嚴，打一百圓棍，如不死，仍發雲南。有通了學裡學外人偷了學裡諸物者處斬，家下人發雲南，欽此。」（《南廱志》卷一〇《謨訓考》）這種刑法是超出當時的《大明律》之外的。典簿職掌文案，凡一應學務，並支銷錢糧，季報課業文冊等項，皆須明白稽考。又管出納，又管教務，類似現代學校裡的總務長和教務長。典籍是圖書館館長。

　　祭酒同時也是教員，和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職專教誨，務在嚴立課程，用心講解，以臻成效。如或怠惰，不能自立，以致生員有戾規矩者，舉覺到官，各有責罰（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換言之，教員如不能使生員循規蹈矩，所遭遇到的不是解聘，而是更嚴重的刑事處分。

　　學校的教職員全是官。學生呢？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官生，另一類是民生。官生又分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另一等是土司子弟和海外學生（留學生）。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出自特恩，民生由各地地方官保送（同上書卷一五）。官生入學的目的，是「皇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皇子在內府大本堂，功臣子弟入國學。教之之道，以正心為本，學的是如何統治的「實學」，不必像文士那樣記誦辭章（同上書卷一《事紀》）。洪武十六年（1383）文淵閣大學士宋訥任國子監祭酒，明太祖特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諫、禮部尚書任昂和諫院、翰林院等官到監，舉行特別考試，考定教官生員高下，分別班次。又以公侯子弟在學讀書，怕不服教員訓誨，特派重臣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將軍做校長，撲罰違教的官生，整頓學風（《明史》卷六九《選舉志》）。官生中有雲南、四川等處土官子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學生，琉球學生來得最多。就洪武一朝官民生比例，據《南廱志》卷一五《儲養考》：

　　洪武四年（1371）　官民生二千七百二十八名
　　十五年（1382）　五百七十七名
　　十六年（1383）　七百六十六名
　　十七年（1384）　九百八十名
　　二十三年（1390）　九百六十九名
　　二十四年（1391）　一千五百三十二名　官生四十五名　民生一千四百八十七名
　　二十五年（1392）　一千三百九名　官生十六名　民生一千二百九十三名
　　二十六年（1393）　八千一百二十四名　官生四名　民生八千一百二十名
　　二十七年（1394）　一千五百二十名　官生四名　民生一千五百一十六名
　　三十年（1397）　一千八百二十九名　官生三名　民生一千八百二十六名

　　國子學時代只有洪武四年（1371）的生員總數，據《大明禮令》：「凡國學生員，一品到九品文武官子孫弟侄，年一十二歲以上者充補，以一百名為額。民間俊秀年一十五歲以上，能通《四書》大義，願入國學者，中書省聞奏入學，以五十名為額。」（《皇明制書》）則在洪武四年（1371）以前，官生與民生的比例是2∶1。官生是主體，民生不過陪襯而已。國子監時代，洪武十五年（1382）到二十三年（1390），只舉官民生總數，無法知道比例。從二十四（1391）年到三十年（1397），有五個年度的在學人數記錄，二十四年（1391）官生占總數三十四分之一，二十五年（1392）八十二分之一，二十六年（1393）二千零三十分之一，二十七年（1394）三百三十分之一，三十年（1397）六百十分之一。在這個記錄中，值得指出的：第一，官生占監生總數比例極小；第二，官生就學比例逐年減少，從四十五名降至三名；第三，洪武二十六年（1393）監生員數突然激增，次年又突然減少；第四，官生中琉球生悅慈從洪武二十五年（1392）到三十年（1397），留學至少有六年之久。［琉球生入南監，最後一次是嘉靖十七年，二十三年回去的（1538—1544）。《明史·選舉志》作「成化正德時（1465—1521）琉球生猶有至者」，是錯的。］

　　如上文所說，明太祖建立國子學的目的，是教育胄子（貴族官僚子弟），甚至在改組為國子監以後，還特派重臣勳戚李文忠兼領，管束官生。為什麼從二十四年（1391）以後，官生數目反而年少一年，和民生的比例，從2∶1到1∶2030，主體變為附庸，完全失去立學的用意呢？這道理說來也極為簡單：公侯子弟成年的襲爵任官，不必入學，未成年的入學得經聖旨特派，紈絝少年，束髮受經，不過虛應故事，爵位官職原來不靠書本辭章。那麼，除非皇帝特命，又何必入學。此其一。從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黨案發生後，功臣宿將，連年被殺，到洪武末年，除湯和、耿秉文、李景隆、徐輝祖幾家以外，其餘的差不多殺乾淨了。功臣本人被殺，子弟如何能入學？此其二。至於官僚子弟的入學令，限一百名的有效期限恐怕只是適用在洪武三年（1370）之前，以後實施極為嚴格，非奉特旨，不能入學，人數當然不可能太多。此其三（《南廱志》卷一《事紀》，《明史·選舉志》）。而且，大官子弟自有蔭官一途，用不著走國子監這條路，這樣，國子監就自然而然衍變作專門訓練民生做官的衙門了。

　　洪武二十六年（1393）監生人數突增的原因，是有新的政治任務，人手不夠，特別擴大保送，下文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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