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52)_吳晗

五二

　　可是不到一年，又複逃徙，同書卷一四六正統十一年（1446）十月乙已條：

　　河南左布政使饒禮奏：「外境逃民占河南者，近遇水旱，又複轉徙，甚者聚黨為非。」

　　另一面則雖設官招撫，逃民亦不肯複業。如景泰三年（1452）五月敕巡撫河南左副都禦史王暹所言：「河南流民，雖常招撫，未見有複業者。」[249]

　　【[249]《明英宗實錄》卷二一六。】

　　雖然有黃冊，有逃戶周知冊，可是都只是官樣文章，簿上的數目和實際完全不符。由此發生兩種現象，第一是戶口和土地的減少，第二是分配不均的尖銳化。成化中（1465—1487）劉大夏上疏言：

　　今四方民窮則竭，逃亡過半。版籍所載，十去四五。今為之計，必須痛減征斂之繁，慎重守令之選，使逃民複業，人戶充實，庶幾軍士可充，營伍可實。[250]

　　【[250]《劉忠宣公遺集》卷一，《處置軍伍疏》。】

　　從戶口方面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十八戶口登耗之異條：

　　國家戶口登耗之異，有絕不可信者，如洪武十四年（1381）天下承元之亂，殺戮流竄，不減隋氏之末，而戶尚有一千六百五十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五。其後休養生息者二十餘年，至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而戶一千六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六百三十萬一千二十六。計戶減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口減三百五十七萬二千二百七十九，何也？其明年為永樂元年（1403），則戶一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七。夫是時靖難之師，連歲不息，長淮以北，鞠為草莽，而戶驟增至七十八萬九千五十餘，口驟增至一千二十九萬七千三百十一，又何也？明年戶複為九百六十八萬五千二十，口複為五千九十五萬四百七十，比之三十五年，戶卻減九十四萬一千七百五十九，口減五百三十五萬五百五十六，又何也？……自是休養生息者六十年，而為天順七年（1463），戶僅九百三十八萬五千一十二，口僅五千六百三十七萬二百五十，比於舊有耗而無登者何也？然不一年而戶為九百一十萬七千二百五，減二十七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口為六千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三十，增四百十二萬九千八十，其戶口登耗之相反，又何也？成化中戶不甚懸絕，二十二年（1486）而口至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此盛之極也。二十三年（1487）而僅五千二十萬七千一百三十四，一年之間而減一千五百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六，又何也？……然則有司之造冊，與戶部之稽查，皆兒戲耳。

　　實際上這數目突升突降的古怪，倒並不是兒戲，只是一種虛偽的造作。洪武十四年（1381）的戶口數，也許是實際上經過調查，永樂元年（1403）的數字，只是臣下故意假造，去博得皇帝高興的趨奉行為。以後流亡漸多，原額十去四五，冊籍只是具文，州縣官臆度造報，中央也就假裝不知道。以此忽升忽降，竟和實際情形毫不相干。在田土數目方面也是同樣的古怪，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核天下水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到弘治十五年（1502）天下土田只剩四百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八頃，一百零九年間，天下額田已減強半。[251]戶口和土田日漸消減，當然有其他種種原因，不過，農民的逃亡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逃亡的情形因政治的腐敗而加速發展，登記人口和土田的黃冊制度由之破壞，使農民和土地不相聯繫。這影響，一方面，慢慢地，統治階級的基礎因之日益動搖；另一方面，治安不能維持，農民叛亂接踵而起。在反面，逃民此往彼來，被拋棄的土地為地主所兼併，農民卻跑到另一地帶去和人爭地。土地分配因之愈加不均，地主和貧農的關係也愈趨惡化。在這情形下，從天順到正德爆發了幾次空前的農民叛亂。

　　【[251]《明史》卷七七，《食貨志》一。】

　　作者附識：這原是我預備要寫的《明代的農民》一文中的一段劄記。因為篇幅的限制，材料未及全盤整理，行文系統未能如意。凌亂破碎之處，自知不免。閱者諒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