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49)_吳晗

四九

　　§五

　　逃民和流民的分別，《明史·食貨志》說：「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其實都是在本地不能生活，忍痛離開朝夕相親的田地，漂流異地的貧農。

　　貧農除開上文所引述的一切人為的壓迫和剝削外，又受自然的摧殘，一有水旱，便不能生活：

　　困窮之民，田多者不過十餘畝，少者或六七畝，或二三畝，或無田而傭佃於人。幸無水旱之厄，所獲亦不能充數月之食，況複旱澇乘之，欲無饑寒，胡可得乎？[229]

　　【[229]《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六。】

　　或有疾病，便致流離：

　　農民之中，有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或四五十畝者，當春夏時耕種之務方殷，或不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隨荒。及病且愈，則時已過矣。上無以供國賦，下無以養其室家。窮困流離，職此之由。[230]

　　【[230]《明太祖實錄》卷二三六。】

　　或不能備牛具種子，無法耕種自己的田土，只好降為佃農，或乞丐度日，到處漂流。《明英宗實錄》卷三四記：

　　正統二年（1437）九月癸巳，行在戶部主事劉善言：比聞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並直隸諸郡縣，民貧者無牛具種子耕種，傭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饑號寒者十室八九。有司既不能存恤，而又重征遠役，以故舉家逃竄。

　　洪熙元年（1425）閏七月，廣西布政使周幹奉命到蘇、常、嘉、湖等府巡視民瘼。據他的報告，民之逃亡皆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糧長弓兵害民所致：

　　如吳江昆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鬥，是十分而取其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又如杭之仁和、海甯，蘇之昆山，自永樂十二年（1414）以來，海水淪陷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征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常之無錫等縣，洪武中沒入公侯田莊，其農具水車皆腐朽已盡，如而有司猶責稅如故，此民之所以逃也。糧長之設，專以催徵稅糧。近者常、鎮、蘇、松、湖、杭等府無籍之徒，營充糧長，專掊克小民以肥私己。徵收之時，於各裡內置立倉囤，私造大樣鬥斛而倍量之，有立樣米抬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約收民五倍。卻以平鬥正數付與小民，運付京倉輸納，緣途費用，所存無幾，及其不完，著令賠納，至有亡身破產者，連年逋欠，倘遇恩免，利歸糧長，小民全不沾恩。積習成風，以為得計。巡檢之設，從以弓兵，本用盤詰奸細，緝捕盜賊。常、鎮、蘇、松、嘉、湖、杭等府巡檢司弓兵不由府縣僉充，多是有力大戶令義男家人營謀充當，專一在鄉設計害民，佔據田產，騙耍子女，及稍有不從，輒加以拒捕私鹽之名，各執兵仗，圍繞其家，擒獲以多槳快船送司監收，挾制官吏，莫敢誰何，必厭其意乃已。不然，即聲言起解赴京，中途絕其飲食，或臧害致死。小民畏之，甚於豺虎，此糧長弓兵所以害民而致逃亡之事也。[231]

　　【[231]《明宣宗實錄》卷六。】

　　蘇、松、常、鎮、嘉、湖、杭一帶，是全國財賦中心，農民所受的壓迫，從一位政府官吏口中的報告已是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更可想見了。

　　各地的賦役都有定額，由被禁錮在土地上的農民負責輸納。逃亡的情形一發生，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一部分農民便為已逃亡的農民負責，盡雙重義務。原來自己所負的一份已覺過重，又加上替人的一份，逼得沒有辦法，也只好捨棄一切，跟著逃亡。這情形中最先倒霉的是裡長，《明成祖實錄》卷九十九記：

　　永樂七年（1409）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而稅糧尚責裡甲賠納，侵損艱難，請暫停之，以俟招撫複業，然後征納。」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裡甲賠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

　　次之是貧農，例如沅陵縣的農民，多因賠納而破產：

　　正統元年（1436）六月戊戌，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奏：本縣人民因多陪納稅糧，充軍為事貧乏，將本戶田產典借富人錢帛，歲久不能贖，產去稅存，衣食艱難。[232]

　　【[232]《明英宗實錄》卷一八。】

　　清苑、臨晉兩縣的未逃農民，幸得邀特典而暫緩賠納：

　　正統三年（1438）正月辛亥，行在戶部奏：直隸清苑縣，人民逃移五百九十餘戶，遺下秋糧六百六十余石，草一萬三千四百餘束。山西臨晉縣人民逃移四千五百七十餘戶，遺下秋糧三萬四千一百四十余石，草六萬八千二百九十餘束。此二縣各稱，見存人戶該納糧草，尚且逋欠，若又包納逃民糧草，愈加困苦，乞暫停征。上以民無食故逃，其無征之稅責於不逃之民，是又速其逃也，宜緩其征，逃民其設法招撫。[233]

　　【[233]《明英宗實錄》卷三八。】

　　可是也只怕把未逃的農民也逼逃，這已逃農民的糧草還是要追征，而未逃的農民追征，只是追征的手續叫地方官辦得慢一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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