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48)_吳晗

四八

　　洪熙元年（1425）行在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弋謙告訴皇帝說：「一夫耕作，上農不過百畝，中下之農，僅有其半。除夏秋二稅，所存無幾，苟再分外侵耗，使民不貧而困者寡矣。」[223]可是警告雖然提出，科買卻依舊舉行，三年後宣宗也警告他的臣下說：

　　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於科差，貧富困于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十數倍。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徵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凡百應輸，年年逋欠。國家倉庾，月計不足。[224]

　　【[223]《明宣宗實錄》卷四下。】
　　【[224]《明宣宗實錄》卷三九。】

　　他們也明知「竭澤而漁」不是一個辦法。可是還是要圖享用，還是要科買，結果是「百姓逃亡，倉廩不足」。

　　在農民方面，土地分配不均和賦稅過重是當時很嚴重的問題。如北直隸的富農與貧農的比較：

　　正統五年（1440）四月庚子，大理寺右少卿李畛奏：北直隸洪武永樂時人稀，富家隱藏逃戶，辟地多而納糧少，故積有餘財而愈富，貧家地少而差役繁重，故典賣田宅，產去稅存而愈貧。[225]

　　【[225]《明英宗實錄》卷六六。】

　　稅糧的分配也極不公道，如歸有光所記：

　　江右田地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二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226]

　　【[226]《震川集》卷二五，《李公行狀》。】

　　又有官糧、民糧之別，政府希望減輕農民的負擔，減輕或免除民糧，結果卻適得其反，又予地主以兼併的機會：

　　舊例應天、鎮江、太平、甯國、廣德四府一州官糧減半徵收，民糧全免以致富家多民糧，下戶多官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227]

　　【[227]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六，《石渠老人履歷略》。】

　　官田糧重，民田糧輕；官田價輕，民田價重；地主利糧輕，貧民利價重；故民田多歸地主，官田糧重，貧民不能負擔，只能逃稅，出做流民，王鏊說：

　　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鬥六鬥至七鬥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于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丘之內，咫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偽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偽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裡甲。故貧窮多流，裡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228]

　　於是有「逃民」，有「流民」。

　　【[228]《王文恪公文集》卷三六，《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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