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31)_吳晗

三一

　　幾十年的安定生活，休養生息，積極鼓勵生產的結果，社會生產力不但恢復，而且大大發展了。

　　第一表現在墾田數目的增加，以洪武元年（1368）到十三年（1380）的逐年增加的墾田數目來做例：

　　洪武元年（1368）　七百七十餘頃
　　二年（1369）　八百九十八頃
　　三年（1370）　二千一百三十五頃（山東、河南、江西的數字）
　　四年（1371）　十萬六千六百六十二頃
　　六年（1373）　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八十頃
　　七年（1374）　九十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四頃
　　八年（1375）　六萬二千三百八頃
　　九年（1376）　二萬七千五百六十四頃
　　十年（1377）　一千五百十三頃
　　十二年（1379）　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四頃
　　十三年（1380）　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一頃

　　十三年中增加的墾田數字為一百八十萬三千一百七十一頃。到洪武十四年全國官民田總數為三百六十六萬七千七百一十五頃。增墾面積的數字占十四年全國官民田數字的二分之一。由此可知，洪武元年（1368）的全國已墾田面積不過一百八十多萬頃（不包括東北、西北未定地方和夏的領土四川和雲貴等地）。再過十年，十四年（1381）的數字為三百八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六頃。[44]經過多年的墾辟和大規模全面的丈量，二十六年（1393）的數字為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45]比十四年（1381）又增加了四百八十四萬頃，比洪武元年（1368）增加了六百七十萬頃。

　　【[44]《明太祖實錄》卷一四〇、二一四。】
　　【[45]《明史》卷七七，《食貨志》卷一，《田制》。】

　　第二表現在本色稅糧收入的增加，洪武十八年（1385）全國收入麥米豆穀二千八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七石[46]，二十三年（1390）為三千一百六十萬七千六百石[47]，二十四年（1391）為三千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三石[48]，二十六年（1393）為三千二百七十八萬九千八百石[49]。二十六年（1393）比十八年（1385）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余石相比，增加了差不多兩倍。[50]歷史家記述這時期生產發展的情況說：「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賑貸，然後以聞。」[51]

　　【[46]《明太祖實錄》卷一七六。】
　　【[47]《明太祖實錄》卷二〇六。】
　　【[48]《明太祖實錄》卷二一四。】
　　【[49]《明太祖實錄》卷二三〇。《明史·食貨志》：「賦役作夏秋二稅，收麥四百七十余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萬石。」】
　　【[50]《元史》卷九三，《食貨志》，《稅糧》。】
　　【[51]《明史》卷七八，《食貨志》卷二，《賦役》。《明太祖實錄》卷二四一：「山東濟南府廣儲、廣豐二倉，糧七十五萬七千百，蓄積既多，歲久紅腐。」】

　　第三表現在人口數字的增加，洪武十四年（1381）統計，全國有戶一千六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五。[52]二十六年（1393）的數字為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53]比之元朝極盛時期，元世祖時代的戶口：戶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54]；戶增加了三百四十萬，口增加了七百萬。

　　【[52]《明太祖實錄》卷一四〇；卷二一四：「二十四年（1391）為戶一千零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口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口數比十四年少三百萬，是不應該的，可能傳寫有錯誤，今不取。】
　　【[53]《明史》卷七七，《食貨志》卷一，《戶口》。】
　　【[54]《元史》卷九三，《食貨志》。】

　　第四表現在府縣的升格，明制以稅糧多少定府縣等級：縣分上、中、下三等，標準為田賦十萬石、六萬石、三萬石以下。府也分三等，標準為田賦二十萬石以上、二十萬石以下、十萬石以下。[55]從洪武八年（1375）起，因為各地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墾田和戶口的增加，田賦收入增加了，不斷地把府縣升格，例如開封原為下府，因為稅糧數超過三十八萬石，八年（1375）正月升為上府，河南懷慶府稅糧增加到十五萬石，陝西平涼府戶口田賦都有增加，三月升為中府。十二月以太原、鳳陽、河南、西安歲收糧增加，升為上府，揚州、鞏昌、慶陽升為中府，明州之鄞縣升為上縣。山東萊州稅糧不及，降為中府。[56]揚州殘破最重，經過八年時間，已經恢復到收田賦二十萬石以下的中府了，從這個名城的恢復，可以推知全國各地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的情況。

　　【[55]《明史》卷七八，《食貨志》卷二，《賦役》。】
　　【[56]《明太祖實錄》卷九六、九八、一〇二。】

　　第五表現在糧食的增產，特別是桑麻棉花和果木的普遍種植，農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購買力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一方面為紡織工業提供了原料，另一方面農民所增加的購買力又促進和刺激了商業市場的繁榮，出現了許多新的以紡織工業為中心和批發綢緞棉布行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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