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論政學疏

論政學疏

　　臣竊觀自三代至於近世，道出於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後，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於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於二。光緒中葉新說漸勝，逮辛亥之變，而中國之政治學術幾全為新說所統一矣。然國之老成，民之多數尚篤守舊說，新舊之爭，更數十年而未有已，國是淆亂，無所適從。臣愚以為新舊不足論，論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標準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標準安在，曰在其大小，新舊之利害雖未遽決，然其大概可得言焉。

　　原西說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本業衰微，貨幣低降，物價騰湧，工資之爭鬥日烈，危險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羅斯赤地數萬里，餓死千萬人，生民以來未有此酷。而中國此十二年中，紀綱掃地，爭奪乃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者，其源亦半出於此。臣嘗求其故，蓋有二焉。西人以權利為天賦，以富強為國是，以競爭為當然，以進取為能事，是故扶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強兼併，更無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奪不厭之勢。於是國與國相爭，上與下相爭，貧與富相爭，凡昔之所以致富強者，今適為其自斃之具。

　　此皆由貪之一字誤之也。西說之害根於心術者一也。

　　中國立說首貴用中，孔子稱過猶不及，孟子惡舉一廢百。西人之說大率過而失其中，執一而忘其餘者也。試以最淺顯者言之。國以民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獨治也，故設官以佐之。而又慮君與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為不足，於是有立憲焉，有共和焉。然試問立憲共和之國，其政治果出於多數國民之公意乎，抑出於少數黨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無中外一也。所異者以黨魁代君主，且多一賄賂奔走之弊而已。

　　孔子言患不均，《大學》言平天下，古之為政未有不以均平為務者，然其道不外重農抑末，禁止兼併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屢試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則以是為不足，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即見矣。俄人行之伏屍千萬，赤地萬里，而卒不能不承認私產之制度，則曩之洶洶又奚為也。臣不敢謂西人之智大率類此，然此其章章者矣。

　　臣觀西人處事皆欲以科學之法馭之。夫科學之所能馭者空間也、時間也、物質也，人類與動植物之軀體也。然其結構愈複雜，則科學之律令愈不確實。至於人心之靈及人類所構成之社會國家，則有民族之特性，數千年之歷史，與其周圍一切之境遇，萬不能以科學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見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圓，往而不知反，此西說之弊根於方法者二也。

　　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之進步，誠為深邃精密，然不過少數學問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證事實，琢磨心思，消遣歲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學之應用又不勝其弊，西人兼併之烈，與工資之爭，皆由科學為之羽翼，其無流弊如史地諸學者，亦猶富人之華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飾觀瞻，而不足以養口體。是以歐戰以後，彼土有識之士，乃轉而崇拜東方之學術，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

　　數年以來，歐洲諸大學議設東方學術講座者以數十計，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說者，至各成一團體，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尚于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于周孔。在我國為經驗之良方，在彼土尤為對症之新藥。是西人固已憬然於彼政學之流弊，而思所變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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