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經學概論講義

經學概論講義

　　第一章總論

　　孔子以前，有《易》、《書》、《詩》、《禮》、《樂）《春秋》諸書。而未有經名。《禮記》有《經解篇》。其所舉之經凡六。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篇記以為孔子之言，雖未必然，要不失為七十子後學之說。《莊子·天下篇》亦雲《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所述者，蓋儒家之恒言；是戰國時，「六經」之名固已確立矣。此「六經」中，《詩》、《書》、《禮》、《樂》皆古代之遺文。百家諸子多稱《詩》、《書》，《禮）《樂》獨為儒家所傳。《荀子》屢雲：「隆《禮》、《樂》而殺《詩》、《書）」《莊子》雲：「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易》為蔔筮之書。《春秋》為魯國史，孔子以前，其行世不及《詩》、《書》、《禮》、《樂》之廣。儒家以孔子贊《易）修《春秋》，遂尊之為經。故《詩）

　　《書》、《禮》、《樂》者。古代之公學！亦儒家之外學也；《易》、《春秋》者！儒家之專學，亦其內學也。其尊之為經者，以皆孔子手定之故。儒家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經聖人手定，故謂之經。六經亦謂之六藝。漢初，《樂經》先亡，故又稱五經。古所謂經，皆不出此六者。其餘孔子之言，為門人所記者，如《論語》、《孝經》，均不在六經數。二書漢人皆謂之傳。《爾雅》為釋經之書，亦傳之一也。《孟子》則與《荀子》並在諸子之列。其後《周官》、《禮記》，以附於《禮》而稱經。《左傳》、《公羊》、《榖梁傳》，以附於《春秋》而稱經。唐以後，遂有「九經」之目。而《論語》、《孝經》、《爾雅》則謂之「三傳」，蓋猶承漢人之舊。宋儒自《禮記》中別出《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稱四書。亦猶漢人呼《論語》、《孝經》為傳之意。然漢人于石經未刊《論語》，唐石經中並刊《論語》、《孝經》、《爾雅》，宋人補刊蜀石經，並及《孟子》。宋元以後，又有「十四經，兼《大戴禮》）、「十三經」之目。於是古人所謂傳，皆得經名。然其初，本謂孔子手定之書，不可不知也。其所謂之經者，常也，謂可為後世常法者也。故諸子百家目其先師之書。亦謂之經。如墨家有《墨經》。道家謂老子之書為《道德經》，醫家謂神農《本草》為《本草經》，黃帝《素問》為《內經》。其餘小小方技，如相牛、相馬之屬，亦各有經，甚至茶譜謂之《茶經》，酒譜謂之《酒經》，皆謂其先師之書，足以常為後世程式者，其與儒家稱孔子之書為經之意，固不相遠。故今可得下經之定義曰：「經者，孔子手定之書，足為後世常法也。」今當就經之次序，分別論之。

　　第二章《周易》

　　《易》之為書，自古有之。初伏羲氏畫八卦，文王重之，為六十四卦。卦積六畫而成，故每卦有六爻。卦有卦辭，爻有爻辭，相傳亦文王所作也（或雲《爻辭》周公作X故謂之《周易》。《易》之書，古代但以供蔔筮之用。孔子晚而學《易》，乃作《彖》上下傳以釋卦辭，《象》上下傳以釋爻辭,又作《繫辭》上下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以釋其大義，謂之十翼。其書說陰陽消長之理。《繫辭傳》雲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鄭玄贊《易》，以「變易」「不易」二語釋之。變易者，《傳》之所謂「窮則變」也；不易者，《傳》所謂「通則久」也。天道如是，人事亦然。聖人推天道以明人事，而作此書，以為人事之準繩，占筮之用，其一端也。孔子《易》學，傳之弟子商瞿。漢初傳《易》者，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京氏、費氏，多以象數為說。魏王弼出，始純以義理說之，然頗雜以老莊之說。唐以後，諸家說漸亡，而王弼注立於學官，流傳至今。宋時程子頤作《程氏傳》，亦說義理。朱子複參以象數，作《周易本義》。宋元以後，並立於學官。要皆得《易》之一端雲。

　　第三章《尚書》

　　《書》謂之《尚書》者，以其為上古之書也。《書》始堯、舜，終秦穆公。相傳孔子刪《書》，定為百篇。至秦焚書，亡其七十二篇。伏生以所存二十八篇教于齊魯之間。其篇名為：《堯典》（兼今之《舜典》）。《皋陶謨》（兼今之《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兼今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滕》、《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兼今康王之誥）。《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其後又益以《太誓》（《秦誓》），為二十九篇。伏生之傳，為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謂《今文尚書》也。漢景帝時，魯其王發孔子宅，於其壁中得《古文尚書》四十五篇，多於今文者十六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通其二十九篇，其十六篇無說，謂之《逸書》，遂亡于漢魏之間。時今、古文二學皆微，晉初乃有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者，析舊有之二十八篇為三十一篇（歐陽今文及馬融、鄭玄注古文已如此）。又易《泰誓》以偽《泰誓》三篇，又增出偽書二十四篇，共五十八篇，今所傳本是也。唐時立於學官。宋時朱子弟子蔡沈作《尚書集傳》，亦據偽孔安國本。元明以後，亦立於學官。自宋以來，儒者已疑《泰誓》及二十四篇之偽；曆元明至清四代，遂為定論。其偽者亦魏晉間人搜輯古逸書所成！其言多有裨于政治道德！不可廢也。其真者多紀帝王行事及君臣論治之語，實中國三千年來政治道德之淵源，亦中國最古之史也。

　　第四章《詩》

　　《詩》，大都周世之所作也。其采諸各國者，謂之風，有《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三者皆衛詩）。《王風》（周東都之詩）。《鄭風》、《齊風》、《魏風》、《唐風》（晉詩）。《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凡十五國。其王朝所作，以美刺政事者，謂之雅；以祭先王及百神者，謂之頌。雅有《小雅》、《大雅》。頌有《周頌》又魯為周公之後，宋為先代之後，皆得用天子禮樂，故其詩亦謂之頌焉。國風之詩，多民間歌謠，古人采之，以觀風俗及政治之美惡。至於雅、頌，則多出於士大夫之手，或詠歌先王之德，或陳古以刺今，其言均可諷誦；而道德政治上之教訓，亦多寓其中。其使人感發興起，較《易》、《書》為深，故孔子屢令弟子學《詩》，以為教育之方術。《詩》出於孔氏者三百十一篇，其六篇無辭，故為三百五篇。漢興，，《詩》者有魯、齊、韓三家，至後世倶亡；《毛詩》稍後出而獨存。今之《毛詩故訓傳》，漢毛萇所作也，漢末鄭玄複為之箋。六朝以後，《毛詩》孤行。宋人始舍舊注而以新意說《詩》，朱子《詩集傳》，其一也，朱子既歿，其書立於學官，人皆宗之。二者各有得失，未可偏廢。

　　第五章《禮》

　　一、《儀禮》六經中之《禮經》，謂今之《儀禮》也。六朝以前，無「儀禮」之名，其書但謂之《1》。或據其首數篇，謂之《士禮》，或謂之《禮經》。或謂之《禮記》（非今之《禮記》。漢初高堂生所傳者，凡十七篇：曰《士冠禮》，日《士昏禮》，日《士相見禮》，日《鄉飲酒禮》，日《鄉射禮》，日《燕禮》，曰《大射儀》，曰《聘禮》，曰《公食大夫禮》，曰《覲禮》，曰《喪服》，曰《士喪禮》，曰《既夕禮》（即《士喪禮》之下篇）！曰《士虞禮》，曰《特牲饋食禮》，曰《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徹》（即《少牢饋食禮》下篇）其中惟士禮稍備，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多不具。蓋孔子之時，已無完書。就其存者觀之，其記諸禮節目，至繳至悉。經後往往有記，以補經之所未備。《喪服》一篇複有傳，則為釋經而作也。又漢時，魯淹中得古文《禮》五十六卷，比高堂生所傳增多三十九篇。然所增如《中霤禮》等，皆瑣碎非十七篇之比，又無師說，故書亦不傳。高堂生之傳，其後為大、小戴氏及慶氏。及後漢鄭玄以古文校十七篇，擇其是者從之，並為之注，通行至今。宋儒於他經皆有注，獨於此經則全用鄭氏之說也。

　　二、《禮記》漢初有記百三十一篇，戴德所傳八十五篇，戴聖傳四十九篇。今之《禮記》即戴聖之本，其書多七十子後學所記，亦有秦漢人作，皆《禮經》之支流也。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大傳》、《祭義》，皆釋《禮經》之大義；如《奔喪》、《投壺》，說者以為《禮經》之逸篇。又如《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九篇皆屬喪服，《郊特牲》、《祭法》、《祭統》諸篇皆屬祭祀，皆《禮經》之附庸。其餘有屬通論者，有屬制度者，有屬明堂陰陽者，有屬子法者，皆足補《禮經、之不備；而《曲禮》、《內則》、《少儀》諸篇，又切於日用。故六朝以後，《禮經》學微而《禮記》遂昌。漢末，鄭玄作《禮記注》。唐初，孔穎達等定《五經正義》，有《禮記》而無《禮經》，遂取《儀禮》而代之。宋朱子特取其中《大學》、《中庸》二篇，為之章句，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元陳濉作《禮記集說》，明初立於學官，然不及鄭注遠甚也。

　　三、《周禮》載周之官制，凡分六官《天官塚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冬官》篇亡，以《考工記》補之。六官官屬共三百六十，其制與《詩》、《書》所載不盡相合，其書亦最晚出。漢劉歆始篤好之，於《七略》載其書，謂之《周官經》，王莽時立於學官。後漢初廢，然民間頗有傳習者。劉歆弟子杜子春始通其訓詁。鄭興、鄭眾父子亦治此經。鄭玄校以舊本，合三家說為之注。當時遂與《儀禮》、《禮記》並稱三《禮》。實則為周時制度之書，與《禮經》無涉也。

　　第六章《春秋》

　　《春秋》本魯史記之書，孔子修之。自魯隱公元年，曆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凡十公，訖於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蓋本魯史之舊，孔子加以筆削，以見一王之法，以寓褒貶。傳《春秋》者五家，今存三家，左氏、公羊、榖梁是也。

　　一、《左氏傳》《春秋左氏》傳者，左邱明之所作也。昔人謂孔子將作《春秋》，與左邱明觀其史記，為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故其書以史事為詳，後世知春秋時事蹟者，全賴此書。漢興，張蒼獻之。司馬遷作《史記》，多采其書。然漢人皆以為史書，不以為經說。後漢初立於學官，未幾而廢，然民間頗傳習之。賈逵、服虔等並為之注。今所傳者，晉杜預注也。魏晉以後，說《春秋》者皆以左氏為宗。

　　二、《公羊傳》初，齊人公羊高受《春秋》于子夏，五世相傳，其說皆口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始與其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同時董仲舒亦治公羊《春秋》，作《春秋繁露》以輔之子都，於是公羊之學大顯。其傳有嚴氏、顏氏二家之學，其書皆不傳,專者後漢何休注也。公羊家說《春秋》，以為《春秋》非紀事之書，重義而不重事。《春秋》書法，字字皆有義例。凡時月日名字之異，皆求其所以然。於是設為科旨條例，至為煩賾，亦頗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何休之注，雖成于後漢之季，然用胡母生條例，及公羊先師之說，前漢《春秋》之學，惟此尚為全書。此學在兩漢最顯，至魏晉以後，左氏盛行，而公羊遂微。

　　三、《榖梁傳》出於魯人榖梁赤，比二《傳》為晚出。漢時曾立於學官，然未凡而廢。舊注皆不傳，傳者惟晉范寧注。六朝以後，其學亦微。

　　第七章《論語》

　　《論語》者，孔子弟子記孔子言行之書，弟子之言合於孔子者，亦附見焉。孔子生時，弟子已各有所記。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古論語》出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張禹初受《魯論》，又受《齊論》，擇善而從，別為《張侯論》，其書盛行於後漢。鄭玄以《古論》校《張侯論》，用《魯論》之篇次，采《古論》之文字，複為之注，顧其書（今敦煌所出，有唐人寫鄭注《論語》《述而》、《子罕》、《鄉黨》三篇）不傳。魏時何晏作《集解》，其本亦與鄭校本同，其注則兼采古今之說，六朝時立於學官。宋朱子出，複為《論語集注》，宋以後立於學官。《論語》多言立身行己之事，較六經之言經世者尤于人為切近，故歷代皆以為通經之門戶。漢人受經者，必先通《論語》、《孝經》，宋以後讀五經者，必先受四書，皆以此也。

　　第八章《孝經》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之書。漢時亦有今文古文、今文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六朝時，今文《孝經》有鄭氏注（或雲鄭玄所作），後有偽為古文孔安國傳者，二書世多疑之。唐明皇因采舊說，自為之注（用今文本），唐時立於學官。宋朱子作《孝經刊誤》，用古文本，然其書不行。

　　第九章《爾雅》

　　《爾雅》者，昔人薈萃訓詁之書，其中以釋《詩》、《書》為多。孔子之時已有此書。後人又有附益。漢時與《孝經》、《論語》並為初學之書。故劉向父子校書。列之「經」類中。漢人注者數家。後世皆亡。今唯晉郭璞注存。世以其為釋經之書。故亦附之經後焉。

　　第十章《孟子》

　　《孟子）！本諸子之書！然漢文帝已立《孟子》博士，後乃罷之。後漢趙岐為之注。北宋末，席益補刻蜀石經，附《孟子》於後，為十三經。南宋初，邵武士人假孫奭之名，為趙注作疏，越州刊諸經疏，亦刊此疏，蓋已躋于諸經之列。朱子複為之集注，列於四書。於是十三經之名，遂一定而不可易矣。

　　第十一章歷代之經學

　　《史記》稱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即「六經」，是孔子之門未有分經之事也。然商瞿傳《易》，子夏傳《詩》，曾子、子遊特善於《禮》，是孔子門人于經既各有專長。其後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荀子特隆於《禮》、《樂》，漢初諸儒，皆以一經名家，其設教也，先授《爾雅》及諸子書，次授《論語》、《孝經》，最後乃授一經。然其時諸大儒，無不兼通五經者。其後乃有今、古學之分。今學者，乃先秦以來師師相傳之學，漢初皆立於學官，是為官學。古學則後出之古書，民間創通傳習者也。二者各有家法，本不相謀。

　　後漢以後，古學漸盛，後有鄭玄者，博通五經，兼綜今古，于《易》、《書》、《詩》、三《禮》、《論語》，皆為之注，學者宗之。於是兩漢今古二家之學，漸微而亡。同時王弼之《易注》，偽託之孔安國《尚書傳》，杜預之《左傳集解》，亦與鄭氏之書並行於世。至南北朝學者，乃複為此種經注作釋，謂之義疏，亦謂之正義。唐有天下，令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于《易》用王弼注，《書》用孔安國傳，《詩》用鄭氏《毛詩箋》，《禮記》用鄭氏注，《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均采前人舊疏，為之正義。於是此五注者，遂為官學正本。

　　其後賈公彥撰《周禮》、《儀禮》二疏（皆用鄭注），楊士勳撰《榖梁傳疏》（用范甯集解），徐彥撰《公羊疏》（用何休注），於是九經皆有正義。而《論語》有梁皇侃舊疏（用何晏集解），《孝經》有元行沖疏（用明皇禦注），《爾雅》有孫炎、高璉二疏（皆用郭璞注）。至宋真宗對，命那房校定《論語》、《孝經》、《爾雅》三疏。合賈氏《周禮》、《儀禮》二疏，楊氏《榖梁疏》，徐氏《公羊疏》刊佈之，謂之《七經正義》，以繼孔穎達《五經正義》之後，以是亦為官學正本。唐時學者，皆謹守舊注，無敢出入。宋劉敞、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始以新意說經。同時周敦頤、程顥頤兄弟、張載、邵雍等，複為心性之學，至朱子而集其大成。朱子于《易》作《本義》，於《詩》作《集傳》，唯《尚書》注未成，以授其門人蔡沈，沈作《集傳》。朱子又作《四書集注》，皆與漢魏以來舊注不同。其說義理或校舊注為長。其後朱子之書，盡立於學官。明以後，《春秋》亦用胡安國傳，《禮記》用陳濉集說。於是五經舊注，皆遏而不行。

　　明永樂中，作《五經大全》，為宋元經注之義疏，猶唐宋之《五經正義》、《七經正義》為漢魏經注之義疏也。元明二代，篤守宋注，與唐人之篤守舊注無異。有清一代，其取士雖仍用宋注，然亦兼采舊說。學者著書，尤多發明漢學。其于諸經各有專家：于《易》，則由虞翻以上溯孟氏；于《書》，則古學求諸馬、鄭，今學求之歐陽、大小夏侯,於《詩》，兼采齊、魯、韓。而陳氏奐之《毛詩傳疏》、孫氏詒讓之《周禮正義》、胡氏培暈之《儀禮正義》、陳氏立之《公羊義疏》，其精博均在六朝唐人義疏之上。至郝氏懿行之《爾雅義疏》，雖釋郭注，其識並駕郭氏而上之。緣有清一代，考證之風大盛，窮經之方法既定，又得小學、史學之助，故其于經學之成功，實非元明之所能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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