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

論新學語之輸入

　　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是已。夫言語者！代表國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廣狹，視言語之精粗廣狹以為准，觀其言語，而其國民之思想可知矣。周秦之言語，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語，至翻譯西籍時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獨兩國民之言語間有廣狹精粗之異焉而已，國民之性質各有所特長，其思想所造之處各異，故其言語或繁于此而簡於彼，或精於甲而疏於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國猶然，況其稍有軒D者乎！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甯在於實踐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於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

　　夫戰國議論之盛，不下於印度六哲學派及希臘詭辯學派之時代，然在印度，則足目出，而從數論、聲論之辯論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學，陳那繼之，其學遂定。希臘則有雅裡大德勒，自哀利亞派詭辯學派之辯論中抽象之而作《名學》；而在中國，則惠施、公孫龍等所謂名家者流，徒騁詭辯耳，其於辯論思想之法則，固彼等之所不論，而亦其所不欲論者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未達自覺（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況於我國夙無之學，言語之不足用，豈待論哉！夫抽象之過，往往泥於名而遠於實，此歐洲中世學術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學者猶或不免焉。乏抽象之力者，則用其實而不知其名，其實亦遂漠然無所依，而不能為吾人研究之對象。何則？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於實；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實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無名者，實不便於吾人之思索。故我國學術而欲進步乎，則雖在閉關獨立之時代，猶不得不造新名。況西洋之學術駸駸而入中國，則言語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

　　如上文所說，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學術之輸入，限於形而下學之方面，故雖有新字新語，于文學上尚未有顯著之影響也。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於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於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於新奇之語也；至於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無以創造為也。侯官嚴氏，今日以創造學語名者也。嚴氏造語之工者固多，而其不當者亦複不少。茲筆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為「天演」也，Sympathy之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進化，善相感之於同情，其對Evolution與Sympathy之本義，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國語之知識者，寧俟終朝而決哉！又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適當之古語表之，如譯Space（空間）為「宇」，Time（時間）為「宙」是已。夫謂Infinite space（無限之空間）Infinite time（無限之時間）曰宇曰宙可矣，至於一孔之隙，一彈指之間，何莫非空間、時間乎？空間、時間之概念足以該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該空間、時間。以宇宙表Space time，是舉其部分而遺其全體（自概念上論）也。以外類此者不可勝舉。夫以嚴氏之博雅而猶若是，況在他人也哉！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竊謂節取日人之譯語，有數便焉：因襲之易，不如創造之難，一也；兩國學術有交通之便，無杆格之虞，二也（叔本華譏德國學者于一切學語不用拉丁語而用本國語，謂如英法學者，亦如德人之愚，則吾儕學一專門之學語，必學四五度而後可。其言頗可味也）。有此二便而無二難，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雖然，餘非謂日人之譯語必皆精確者也。試以吾心之現象言之，如Idea為「觀念」，ntuition之為「直觀」，其一例也。夫Intuition者，謂吾心直覺五官之感覺，故聽、嗅、嘗、觸，苟於五官之作用外加以心之作用，皆謂之Intuition，不獨目之所觀而已。觀念亦然。觀念者，謂直觀之事物，其物既去，而其象留於心者。則但謂之觀，亦有未妥。然在原語亦有此病，不獨譯語而已。Intuition之語源出於拉丁之In及tuitus二語，tuitus者，觀之意味也。蓋觀之作用，於五官中為最要，故悉取由他官之知覺，而以其最要之名名之也。Idea之語源出於希臘語之Idea及Idein，亦觀之意也，以其源來自五官，故謂之觀；以其所觀之物既去，而象尚存，故謂之念，或有謂之「想念」者。然考張湛《列子注序》所謂「想念以著物自喪」者，則想念二字，乃倫理學上之語，而非心理學上之語，其劣於觀念也審矣。至Conception之為「概念」，苟用中國古語，則謂之「共名」亦可（《荀子·正名篇》）。然一為名學上之語，一為文法上之語，苟混此二者，此滅名學與文法之區別也。由上文所引之例觀之，則日人所定之語，雖有未精確者，而創造之新語，卒無以加於彼，則其不用之也謂何？要之，處今日而講學，已有不能不增新語之勢；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勢無便於此者矣。

　　然近人之唾棄新名詞，抑有由焉，則譯者能力之不完全是也。今之譯者（指譯日本書籍者言），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無一二焉；其有國文之素養者，十無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學之真意者，以餘見聞之狹，殆未見其人也。彼等之著譯，但以罔一時之利耳。傳知識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龐雜，佶屈而不可讀。然因此而遂欲廢日本已定之學語，此又大不然者也。若謂用日本已定之語，不如中國古語之易解，然如侯官嚴氏所譯之《名學》，古則古矣，其如意義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輩稍知外國語者觀之，毋寧手穆勒原書之為快也。餘雖不敢謂用日本已定之語必賢于創造，然其精密，則固創造者之所不能逮（日本人多用雙字，其不能通者則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國則習用單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於此）。而創造之語之難解，其與日本已定之語，相去又幾何哉！若夫粗漏佶屈之書，則固吾人之所唾棄，而不俟躊躇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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