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

論近年之學術界

　　外界之勢力之影響於學術，豈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勢力之瓦解也，國民之智力成熟於內，政治之紛亂乘之於外，上無統一之制度，下迫於社會之要求，於是諸子九流各創其學說，于道德、政治、文學上，燦然放萬丈之光焰。此為中國思想之能動時代。自漢以後，天下太平，武帝複以孔子之說統一之。其時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殘守缺為事，其為諸子之學者，亦但守其師說，無創作之思想，學界稍稍停滯矣。佛教之東，適值吾國思想凋敝之後，當此之時，學者見之，如饑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擔簦訪道者，接武於蔥嶺之道，翻經譯論者，雲集於南北之都，自六朝至於唐室，而佛陀之教極千古之盛矣。此為吾國思想受動之時代。然當是時，吾國固有之思想與印度之思想互相並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調和之，此又由受動之時代出而稍帶能動之性質者也。自宋以後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滯略同於兩漢，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見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今置宗教之方面勿論，但論西洋之學術。元時羅馬教皇以希臘以來所謂七術（文法、修辭、名學、音樂、算術、幾何學、天文學）遺世祖，然其書不傳。至明末，而數學與曆學，與基督教俱入中國，遂為國家所採用。然此等學術，皆形下之學，與我國思想上無絲毫之關係也。鹹、同以來，上海、天津所譯書，大率此類。唯近七八年前，侯官嚴氏（複）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赫氏原書名《進化論與倫理學》，譯議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攝《摩騰》之四十二章經乎。嗣是以後，達爾文、斯賓塞之名，騰於眾人之口，物競天擇之語，見於通俗之文。顧嚴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論及進化論之哲學耳。其興味之所存，不存於純粹哲學，而存於哲學之各分科。如經濟、社會等學，其所最好者也。故嚴氏之學風，非哲學的，而寧科學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動吾國之思想界者也。

　　近三四年，法國十八世紀之自然主義，由日本之介紹，而入于中國，一時學海波濤沸渭矣。然附和此說者，非出於知識，而出於情意。彼等於自然主義之根本思想，固懵無所知，聊借其枝葉之語以圖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由學術之方面觀之，謂之無價值可也。其有蒙西洋學說之影響，而改造古代之學說，于吾國思想界上占一時之勢力者，則有南海康有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瀏陽譚嗣同之《仁學》。（康）氏以元統天之說，大有泛神論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頗模仿基督教，其以預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處，在脫數千年思想之束縛，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勢力之迷信，此其學問上之事業不得不與其政治上之企圖同歸於失敗者也。然（康）氏之於學術非有固有之興味，不過以之為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謂「今之學者以為禽犢者也」。（譚）氏之說，則出於上海教會中所譯之治心免病法，其形而上學之以太說，半唯物論、半神秘論也。人之讀此書者，其興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學，而在其政治上之意見。（譚）氏此書之目的，亦在此而不在彼，固與南海氏同也。

　　庚辛以還，各種雜誌接踵而起，其執筆者，非喜事之學生，則亡命之逋臣也。此等雜誌，本不知學問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雖時有學術上之議論，不但剽竊滅裂而已。如《新民叢報》中之《汗德哲學》其紕繆十且八九也。其稍有一顧之價值者，則《浙江潮》中某氏之《續無鬼論》。作者忘其科學家之本分，而闖入形而上學，以鼓吹其素樸淺薄之唯物論，其科學上之引證亦甚疏略，然其唯有學術上之目的，則固有可褒者。又觀近數年之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與哲學無異。如此者，其褻瀆哲學與文學之神聖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學說之有價值，安可得也！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汗德《倫理學》之格言曰：「當視人人為一目的，不可視為手段。」豈特人之對人當如是而已乎，對學術亦何獨不然。然則彼等言政治，則言政治已耳，而必欲瀆哲學文學之神聖，此則大不可解者也。

　　近時之著譯與雜誌既如斯矣，至學校則何如？中等學校以下，但授國民必要之知識，其無與於思想上之事，固不俟論。京師大學之本科，尚無設立之日，即令設立，而據南皮張尚書之計畫，僅足以養成呫嘩之俗儒耳。此外私立學校，亦無足以當專門之資格者。唯上海之震旦學校，有丹徒馬氏（良）之哲學講義，雖未知其內容若何，然由其課程觀之，則依然三百年前特嘉爾之獨斷哲學耳。國中之學校如此，則海外之留學界如何？夫同治及光緒初年之留學歐美者，皆以海軍製造為主，其次法律而已，以純粹科學專其家者，獨無所聞。其稍有哲學之興味如嚴複氏者，亦只以餘力及之，其能接歐人深邃偉大之思想者，吾決其必無也。即令有之，亦其無表出之之能力，又可決也。況近數年之留學界，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懷實利之目的，其肯研究冷淡乾燥無益於世之思想問題哉！即有其人，然現在之思想界，未受其戔戔之影響，則又可不言而決也！

　　由此觀之，則近數年之思想界，豈特無能動之力而已乎，即謂之末嘗受動，亦無不可也。夫西洋思想之入我中國為時無幾，誠不能與六朝唐室之於印度較，然西洋之思想與我中國之思想，同為入世間的，非如印度之出世間的思想，為我國古所未有也。且重洋交通，非有身熱頭痛之險，文字易學，非如佉盧之難也，則我國思想之受動，宜較昔日為易，而顧如上所述者何哉？蓋佛教之入中國，帝王奉之，士夫敬之，蚩蚩之氓，膜拜而頂禮之。且唐宋以前，孔子之一尊未定，道統之說未起，學者尚未有入主出奴之見也，故其學易盛，其說易行。今則大學分科不列哲學，士夫談論，動詆異端，國家以政治上之騷動，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釀亂之麹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視歐、美之學術皆兩約之懸談。且非常之說，黎民之所懼；難知之道，下士之所笑。此蘇格拉底之所以仰藥，婆魯諾之所以焚身，斯披諾若之所以破門，汗德之所以解職也。其在本國具如此，況乎在風俗文物殊異之國哉！則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驟輸入我中國，亦自然之勢也。況中國之民固實際的而非理論的，即令一時輸入，非與我中國固有之思想相化，決不能保其勢力。觀夫三藏之書已束於高閣，兩宋之說猶習於學官。前事之不忘，來者可知矣。

　　然由上文之說，而遂疑思想上之事，中國自中國，西洋自西洋者，此又不然。何則？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問題，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具有能解釋此問題之一部分者，無論其出於本國或出於外國，其償我知識上之要求而慰我懷疑之苦痛者，則一也。同此宇宙，同此人生，而其觀宇宙人生也，則各不同。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見，此大不然者也，學術之所爭，只有是非真偽之別耳。於是非真偽之別外，而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雜之，則以學術為一手段，而非以為一目的也。未有不視學術為一目的而能發達者，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然則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面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面毋以為政論之手段，則庶可有發達之日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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