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

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

　　凡研究史學者，于某民族史，不得不依據他民族之紀載。如中國塞外民族，若匈奴、若鮮卑、若西域諸國，除中國正史中之《列傳》、《載記》外，殆無所謂信史也。其次若契丹、若女真，其文化較進，記述亦較多，然因其文字已廢除，漢人所編之遼、金二史外，亦幾無所謂信史也。至於蒙古一族，雖在今日尚有廣大之土地與行用之文字，然以其人民沉溺宗教，不事學問。故當時《紐察脫卜赤顏）《秘史》）與《阿兒壇脫卜赤顏》之原本，已若存若亡，反藉漢文及波斯文本以傳於世。且其國文字創于立國之後，于其國故事，除世系外，殆無所記載，故此族最古之史料，仍不能不於漢籍中求之。而漢籍中所載金天會皇統間蒙古寇金及金人款蒙一事，在蒙古上世史中，自為最重大之事項。宋時記此事者有二專書，今雖並佚，而尚散見於他籍。其中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一種，傳世尤廣。

　　西人多桑作《蒙古史》於千一百四十七年，書蒙古忽都刺伐金，金與議和而退，與《國志》所記年歲相合，蓋即本諸國志者也。嗣後，洪侍郎鈞、屠敬山寄、柯學士劭態，皆參取宇文《國志》及多桑書以記此事。日本那珂博士邁世于《成吉思汗實錄注》中引宇文氏書，但以宇文氏書中之「熬羅孛極烈」為蒙古之「合不勒罕」而非「忽都刺罕」。然其信宇文氏書，與諸家無異。余去歲草《遼金時蒙古考》，亦但就《國志》錄之，當時雖未敢深信，顧未得其所本，姑過而存之，亦未加以辨證。嗣讀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及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並記此事，而《要錄》尤詳，始知《續鑒》、《國志》皆本李氏。李氏記此事凡五條，次條無注，首條及後三條並注雲：「出王大觀《行程錄》。」而李氏別撰《舊聞證誤》，所引王大觀《行程錄》二條，語亦略同。

　　又李錄記金人殺宇文虛中事，引征《蒙記》一條，雲王大觀《行程錄》與之同，又雲「二人皆北人，益知虛中死節無疑也」。知王大觀乃金人，其人蓋與于征蒙之役，因作《行程錄》，與《征蒙記》為同時之作，故二書記事，往往互相表裡。如趙珙《蒙韃備錄》所引蒙古稱帝改元一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所引勝花都郎君北走、宇文虛中謀反二事，並與《行程錄》同。顧《征蒙記》一書，徐氏《會編》、嶽珂《捏史》、李氏《要錄》、趙氏《備錄》並引之，陳振孫《直齋書錄》亦有其書，是宋末猶有傳本。而《行程錄》，則除李氏外，未有徵引及之者。雖二書顯晦之不同，然其記事則一也。然則此重大事項，有同時人之記述，又有二書互相羽翼，且《征蒙記》一書，又出於蒙古未興以前，史料之可信，宜無過於此者。然細考二書之記事，乃全與史實不合，蓋宋南渡初葉人所偽作而托之金人者。今集錄其原文，——條辨之，於蒙古上世史之研究，不為無裨焉。

　　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十六）：「紹興五年（金天會十三年）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盤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在唐為蒙兀部，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下略。原注以張匯《金虜節要》、洪皓《記聞》、王大觀《行程錄》參修《蒙古編年》謂之萌骨子，《記聞》謂之盲骨子，今從《行程錄》）

　　二、同上（卷一百三十三）：「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女真萬戶呼沙呼（此四庫館臣校改《大金國志》作胡沙虎，當是《要錄》原文）北攻蒙古部（《國志》作盲骨子）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眾于海嶺。」

　　三、同上（卷一百四十八）：「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三月，蒙古複叛金！金主亶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星哈都《大金國志》作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強取二十餘團寨，金人不能制。」（原注：據王大觀《行程錄》。案《松漠記聞》達賚長子大伊瑪被囚，遇赦得出，次子勖今為平章。皓以今年六月歸，乃不見此事，未知孰的。今姑附見，更俟詳考）

　　四、同上（卷一百五十五）：「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八月，金元帥兀術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是月，領汴京行台尚書省事蕭博碩諾（《大金國志》作蕭保壽奴）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命冊其酋鄂倫貝勒（國志》作熬羅孛極烈）為蒙古國王，蒙人不肯。，原注：據王大觀《行程錄》）

　　五、同上（卷一百五十六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三月，蒙古與金人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鄂倫貝勒乃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原注：此據王大觀《行程錄》。案《錄》稱歲遺牛羊五十萬口，米豆共五十萬斛，絹三十萬匹，綿三十萬兩。恐未必如此之多。今削去其數，第雲甚厚，更俟詳考%

　　六、《舊聞證誤》（卷四）：「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原注：時監軍者討蒙古）曰：「南宋以重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帥親統大軍十萬眾，水陸並集。，原注：出王大觀《行程錄》）案皇統四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地界矣，不知兀術何以曆二年之久而後加兵於蒙古，恐必有誤。

　　七、同上（卷四）：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又倍之，每歲仍賂絹三十萬匹，綿三十萬兩，許從和約。，（原闕書名。四庫本注雲：當出王大觀《行程錄》）案本朝歲遺北人銀、絹各二十五萬匹、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右所集七事，次條及末條李氏未注所出，餘皆雲「出王大觀《行程錄》」。然次條與一、三、四、五諸條相為首尾，自當同出一書。末條之出《行程錄》，則有第五條注可證，館本案語不為無根也。李氏於第三、第五、第六、第七諸條並有疑辭。第三條注，據洪忠宣《松漠記聞》疑魯國王昌（即撻懶）子無勝花都其人。案《金史》紀傳載撻懶二子，曰斡帶烏達補，與撻懶同時被誅。而《記聞》所雲「次子勖今為平章」者，據《金史》表傳，乃撻懶之弟、而非其子，然則據《記聞》以駁此錄，亦以五十步笑百步耳。惟因《記聞》不記此事，疑為虛誕，則極有理。案忠宣在金，頗周旋于悟室諸貴人之間，如撻懶果有子通蒙古，蒙古果有寇金事，忠宣不容不知。而忠宣記萌骨子撻懶事，並未及此，此與其所駁三、四、六、七諸條，均無可解答者也。顧記事之誤，古人大抵有之，而必以此錄為偽書者，尚有他說。

　　一、征蒙本事之無根也。據第一條，則天會十三年征蒙之役，主帥為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盤。案《金史·熙宗紀》宗盤與宗翰宗幹並領三省事在十四年三月，且《紀》及《宗盤傳》並無征蒙事。又據第六條，則皇統四年征蒙主帥為監軍某，考是時突合速與婁室子活女相繼為元帥左監軍，大臭為右監軍，並見《金史》本傳。而大臭方在汴行元帥府事，則征蒙之監軍，非突合速即活女也。而突合速及活女《傳》並無北征事。又據第四、第六兩條，宗弼於皇統五年冬自將征蒙古，又即殂於是月（《錄》雖未見宗弼之卒，然於皇統六年書「金元帥兀術之未卒也」云云，則六年已卒可知。《征蒙記》以為卒於五年十月，《北盟會編》、《系年要錄》皆從之，其實卒於皇統八年。說見後），則卒于軍中可知，而《金史》紀傳並無此事。蓋天眷皇統間，蒙古小小侵盜，事或有之。金主亮宣諭宋國信使副徐嘉等公文（見《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雲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自東昏王（熙宗降封之稱）時數犯邊境。」洪適撰其父忠宣《行狀》（《盤洲文集》卷七十四）載紹興十二年，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家。忠宣謂秦檜曰：「彼方困于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似《行程錄》所記不為無因。然金亮宣諭之文，乃因背盟事決，故藉北征蒙韃之名，以拒宋使入境，本不可據為典要，則洪忠宣之言亦不過一時折秦檜之辭，其作《松漠紀聞》亦但雲「盲骨子與金人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而已！豈有興師十萬，用兵數年，元戎老於行間，國力殫於養寇，而史官載筆，乃無一字及之者乎？此可斷為偽者一也。

　　二、宗弼卒年之岐誤也。宗弼之卒，《金史·熙宗紀》雲「皇統八年十月辛酉」，本傳不書月日，而系年則同。而宋人之書，如《北盟會編》、《系年要錄》，皆系於紹興十五年，即皇統五年，實本于《征蒙記》及此錄。二者雖未易定其是非，然元人修《金史》時，《熙宗實錄》雖亡，而金時所修國史尚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四朝《本紀》（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質疑》），則《金史·熙宗紀》當本金國史之舊，與衛紹王、哀宗二《紀》無所憑藉者不同，其所記年月，自足依據。此錄系之皇統五年，自為巨謬。且宗弼與宋定和約在皇統元年，乃至四年秋而始有發兵之書，既以四年發兵，而兵集乃在五年之冬,又既以兵集之月死，而又雲「連年不能克」。種種矛盾，決非身在行間者之語。此可斷為偽者二也。

　　三、人名、官名之附會也。錄中人名，除兀術外，尚有胡沙虎、蕭保壽奴二人，皆金熙宗時在汴京差除之官。《偽齊錄》金人廢劉豫後（天會十五年）以女真胡沙虎為汴京留守，又以契丹蕭保壽奴兼行台尚書右丞相。」《金史·熙宗紀》天眷二年，以撻懶為行台左丞相，杜充為右丞相，蕭寶邪律暉為行台平章政事。」又「皇統七年十月壬子，平章行台尚書省事奚寶薨」。案蕭保壽奴、蕭寶奚寶實系一人。《金史·太祖紀》天輔二年閏月，九百奚部蕭寶率眾來降。」是寶本奚人，故舉其姓謂之「蕭寶」，舉其部族謂之「奚寶」。又奚與契丹種族最近，又久服屬契丹，故又謂之契丹蕭保壽奴。是蕭寶初為行台右丞相，後降為行台平章政事，至皇統七年卒官，初未嘗領行台尚書省事，是時領行省者，實為宗弼。宗弼將死而勖繼之，二人皆金之懿親或尊屬也。蓋征蒙與乞和二事，本南人向壁虛造，乃借《偽齊錄》中胡沙虎、蕭保壽奴之名以資點綴。此可斷為偽造者三也。此錄記事，蓋無一足信，更以之與《征蒙記》相參校，則愈明白矣。

　　《征蒙記》一卷，《直齋書錄解題》雲：「金人明威將軍登州刺史李大諒撰。建炎巨寇之子，隨其父成降金者也。所記家人（當作蒙人，因字形相近而誤）跳樑，自其全盛時已不能制矣」云云。其書久佚，《北盟會編》引其書凡千五六百言，趙珙《蒙韃備錄》亦引其語，而《系年》《要錄》及《捏史》所引，均在《會編》中，或轉從《會編》錄之。其書大抵與《行程錄》相表裡。今就《會編》所引者，疏通證明之。其作偽之跡尤為顯著，條列如左：《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七）：「偽官李成男李大諒《征蒙記》曰：天眷元年，都元帥魯國王闥辣總四輔南行府都統河南諸路軍兵公事總督都元帥，大王四太子至今呼四輔。諭曰：「都元帥割三京與南宋，何緣不與吾計議？其中都元帥必有逆謀，欺罔國朝，恐與南宋別有異圖，其理未當。爾等四輔，自今後都元帥府，應有行移軍文字，如吾不在府第，無吾手押，不得承受回報。故來面諭爾等，切宜謹守，只待吾急赴國朝整會割還地土。是時大諒父咸在中山府，謂大諒曰：「今北狄猖獗，非吾所憂。吾慮者，都元帥兀術性剛，恐還朝有異議。又都元帥長男勝都花，引大族下騎兵及萬戶北入沙漠省親，恐副元帥北征，相遇未便，吾雖走騎報知令回避，未知何如？次年，皇統元年，副元帥詔至行府，數都元帥南和宋好，包逆甚明，已將口賊誅廢。有長男勝都花知罪懼誅，虜掠北道，分遣精騎追襲殺捕。王山言兀術之戕其叔撻懶也，帛練拉殺之，其家三百餘口，皆以帛練拉殺，合焚其屍，屠其所居之地，三邨之人皆不留。」

　　案金時始任都元帥者，為太宗母弟杲，而宗翰繼之。天會十三年，宗翰為大保，其位始虛。十五年七月，宗翰薨。十月，乃以元帥左監軍撻懶為左副元帥，宗弼為右副元帥。至天眷二年七月，以右副元帥宗弼為都元帥，左副元帥撻懶為行台左丞相，是撻懶未嘗為都元帥也。又宗弼白軍中入朝，請誅撻懶，在天眷二年，此記以為元年，非是。至謂都元帥長男勝都花，引大族下騎兵及萬戶北人沙漠省親，尤為不然。《金史·撻懶傳》廢劉豫時（天會十五年），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倶在河南。明年（天眷元年）朝京師，及撻懶與宗磐謀反（天眷二年），出為行台左丞相。手詔慰遣，至燕，複與翼王鶻懶謀反。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南奔追而殺之于祁州。」《宗弼傳》亦言宗弼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南奔，將南入于宋，追而殺之于祁州。祁州者，自燕入宋之道，非入沙漠之道。是撻懶獲罪後，未嘗北至沙漠，何以勝都花乃入沙漠省親？惟張匯《金虜節要》謂撻懶初欲南歸朝廷，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儒州望雲涼甸（今直隸赤城縣）。兀術遣右都監撻不也追而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果如其說，則撻懶父子北走，當在宗弼往燕京圖撻懶之後，不在其自軍中入朝之時，何緣與之相遇乎？至熙宗天眷之元，共曆三年，此以天眷元年之明年為皇統元年，尤為巨謬。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五）：「金人李大諒《征蒙記》曰：皇統元年，副元帥兀術誅都元帥撻辣，以割河南還大宋，有逆謀。提兵過江，複取河南，四年回師，謂南北行府三帥曰：「吾頃因國有叛臣，結連南宋，自引軍吊伐，問罪宋國。大軍至亳州，由廬越淮，橋道阻遏車騎，吾心熒惑未決。忽淮陰二進士遠來獻陳平宋國策。時吾急遣龍虎阿魯保二帥探路先行，韓常周柒騎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路。龍虎使人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為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分守盱眙龜山，把截水陸兩勢造橋。吾大喜，晝夜兼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座，分步騎徑濟淮源，佔據運河，擺佈斥候，細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因觀宋室所立龜山城寨，臨淮分勢，就山為隘，若聚糧屯兵，此地據守，吾雖鐵心，未敢輕舉。但見空壁，吾心自恃，宋室雖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據守之法。又觀二進士所陳圖策，淮南路盱眙至楚州，行路窄隘，左有長淮，右臨河渠，糧道遙遠，有過邵伯至山陽人騎回，惟是獲到菱實、雞頭、蓮子。聞諸軍不避寒酷，踏泥打凍，決池涸港，掘藕拾菱，尋魚摸蚌，又宰殺騾馬，相兼為食，諸軍饑苦之聲，耳不忍聞，但虛心寬諭而已。

　　又諸軍士雲：輜重倶盡，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盱眙，此乃據山臨水大利之勢，尚無守法措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吾獨與蕭平章計議，大言檄書于宋：「若從此約，請詣轅門計議。如敢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日視諸軍饑心嗷嗷，忘失晝夜。龍虎阿魯保言：「若南宋受檄，猶得半軍回，若宋兵渡江，不擊自潰。王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西望糧音，南聽蕭信，心神不寧。，如此月餘！忽蕭平章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與南使同來議：止淮為界。誓約定，南使回，吾班師回泗。點集兵馬輜重，騾馬依稀四分，奴埤十中無六七。惜哉，軍機至此而不能決。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吾私心用智，但一檄書下宋取捷，乃萬世不傳之上策。吾近因賊徒激惱氣沖，吾守順昌，箭瘡發作，遇陰雨，痛連骨髓。忽承詔報，宇文國相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邊事未息及遷都之尤謀反，幸得萬戶司寇惟可也告首，捕獲宇文等。請帥暫歸朝議事，至五年（《會編》脫此二宇，據《要錄》所引增）十月，宣到皇叔都元帥遼國王危篤親筆，遺四行府帥曰：「吾天命壽短，恨不能與國同休。少年勇銳，冠絕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討，為大元帥左都監，行營號太予軍。東游海島，南巡杭越，西過興元，北至小不到雲城。今契丹漢兒侍吾歲久，心服於吾。吾大慮者，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聞張、劉、韓、嶽例有不協，國朝之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志，命不可保。遺言於汝等，吾沒後，宋若敗盟，招賢用眾，大舉北來，乘勢撼中原人心，複故土如反掌，不為難矣。吾分付汝等，切宜謹守，勿忘吾戒，如宋兵勢盛敵強，擇用兵馬破之。若制禦所不能，向與國朝計議，擇用智臣為輔，遣天水郡王桓安坐汴京，其禮無有弟與兄爭，如尚悖心，可輔天水郡王並力破敵，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為國朝患害，無慮者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益加和好，悅其心目，不數歲後，供需歲幣，色色往來，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擾亂非理，人情必作叛亂，無慮者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老，縱用賢智，亦無驅使，無慮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離怨，軍勢隳墮，然後觀其舉措。此際汝宜一心選用精騎，備具水陸，謀用才略，取江南如拾芥，何為難耶？爾等切記吾囑。吾昔南征日，見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今付樣造之。元帥死，贈大孝昭烈皇帝。」

　　案此節抵晤失實，亦與前同。兀術殺撻懶事，在天眷二年，而此以為皇統元年。兀術遣蕭毅使宋，約與宋畫淮為界，在皇統元年，宇文虛中之死在皇統六年（此本《金史·熙宗紀》及《虛中傳》。《宋史》本傳雲：紹興十四年，則為皇統四年。《行狀》雲：紹興乙丑，則皇統五年也。《會編》、《要錄》皆從之），而此並以為皇統四年。兀術之死在皇統八年，而此以為五年（《會編》、《要錄》皆從之），此年歲之不合者也。蕭毅使宋時，其官載于國書者，為行台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並非平章，而平章政事蕭寶則未嘗使宋，此雲「蕭平章南去日」云云，蓋誤合蕭寶、蕭毅為一人。宇文虛中仕金，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國相之稱，更為鶻突。至欽宗北狩後，以皇統元年封天水郡公，至海陵正隆元年，紀書「天水郡公趙桓薨」，是欽宗未嘗有郡王之封也。而此雲「天水郡王桓」，尤類野語。又雲「兀術死，贈大孝光烈皇帝」。案金時追帝者，如景宣皇帝、德宗、眷宗、顯宗，皆以其子為帝追尊。其餘宗屬有開國大勵者，若宗翰、宗望，皆無追帝之事。宗弼之親與宗望等，而功則不逮，更不容獨蒙帝諡，故嶽珂《捏史》、李心傳《要錄》，皆以為疑。此稱名之不合者也。李成父子本雄州歸信人，而此記雲「兀術提兵過江複取河南」，以黃河為江，北人必無此語。又兀術語中雲「惜哉，軍機至此而不能決」。此全是宋人語氣。此文字之不合者也。若兀術皇統元年冬南侵之役，時兩國講和已有成議，信使往還絡繹于道，宋人斂兵江南，絕無抵抗。

　　《北盟會編》于金人陷泗州及楚州後載張俊之言曰：「南北將和，虜謂吾怠，欲攄柘皋之憤耳。勿與交鋒，則虜當自退。」陰遣戚方至泗州巡綽，金人果引去。是金人此次渡淮，不過以偏師致怨，且以促和，決無須元帥親行。就令親行，亦決無此記所述狼狽之理。又兀術皇統四年危篤親筆雲「張、劉、韓、嶽例有不協」，此時嶽已前死，張、劉、韓三人亦早釋兵柄，此事實之不合者也。綜此二節所記述觀之，知《征蒙記》之失實，與《行程錄》同。使二書為後世追記之書，或遠道紀聞之作，則雖有誤謬，絕不至發生事之有無及書之真偽之問題。然王大觀書名《行程錄》，乃記所經歷者。李大諒亦同時人，又官至刺史，非草野僻陋可比，豈有身在行間，目擊時事，而記述荒謬至於此極者乎？且二書所記年月、事實，胥與正史不合，而二書則事事相合，知此二書實一人所偽撰，或一書之變名，且出於南人之手而托之北人者也。原宋人所以偽為此種書者，緣南渡之初，廟算與國論恒立於相反之地位，當局者度一時之利害，故以和為主。其極也至於稱臣受冊而不恤，輿論激于一時之恥辱！故以戰為主，而不復問彼我之情勢。逮和議既成，則國論屈於廟算，而人心之激昂則或倍於前。

　　其作偽書以敘述國恥者，則有若《孤臣泣血錄》、《南燼紀聞》等。而《行程錄》及《征蒙記》則又托為北人之言，一面造作蒙古寇金事，以示金人在北方常有後顧之憂,一面造作兀術諸書，以證明金人虛聲啁喝之故技及南征狼狽之狀。凡此，皆當時不滿於和議之所為也。其書既為南人所偽記，則其中所載蒙古事，自無史學上之價值。由是蒙古史中不能不刪去最古之一大事項，而斷定蒙古之信史當自成吉思汗始也。又有與皇統征蒙事相類者，則蒙古助愛王寇金一事也。此事出張師顏《金人南遷錄》，而《大金國志》仍之。《南遷錄》一書，今有傳本，故其事不煩複述。又其書之偽，前人已有定論，亦不待再論。考此書出於金陵遷後一二年，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女真南徙」條末有注雲近傳《南遷錄》事，悉差誤。蓋南人偽為之，今不取。」考《朝野雜記·乙集》成于宋甯宗嘉定九年，即金南遷後二年。此時已見其書，且已燭其偽。李氏尚有《辨南遷錄》一卷，見於《宋史》本傳，則不知著於何年。趙與時《賓退錄》（三）雲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奔汴，有《南遷錄》一編，盛行于時，其實偽也。卷首題，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具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偽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為儲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為顯宗。《錄》乃謂璟為允植之子，其偽二也。虜之君臣雖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維，兀術名宗弼，《錄》乃稱，宗獻王罕忠烈王術，，其偽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偽者已如是，而士大夫多信之。陳振孫《書錄解題》雲：「金人《南遷錄》一卷，稱偽著作郎張師顏撰。頃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附會者。或曰華嶽所為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雲，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趙珙《蒙韃備錄》雲蒙人不知何為國號，何為年號。《南遷錄》載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非也，此皆宋人語。」

　　元蘇文爵《三史質疑》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亦雲：「葉隆禮、宇文懋昭《遼金國志》皆不及見國史，其說多得之于傳聞。蓋遼末金初，裨官小說中間失實處甚多。至於建元改號、傳次征伐及將相姓名，往往杜撰，絕不可信。如張師顏《南遷錄》，尤為紕繆。」此宋元以來定論如此！四庫全書總目》複痛論之曰：「案《金史》世宗太子允恭生章宗，而夔王允升最幼。今此書乃作長子允升、次允猷、次允植。允升、允猷以謀害允植被誅，而允植子得立為章宗，世次具不合。又稱章宗被弑，磁王允明立為昭王；昭王又被弑，立濰王允文為德宗；德宗殂，乃立溜王允德為宣宗。與史較，多一代，尤不可信。又《金史》鄭王允蹈誅死絕後，不聞有愛王大辨其人。所稱天統、興慶等號，《金史》亦無此紀年，舛錯繆妄，不可勝舉」云云。然則此書之偽，更不待論。

　　然愛王之事，金時民間實有此種傳說，南人遂附會點綴以成此《錄》，絕非其所創造。《金史鎬·王永中傳》：「宣宗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嘗為盜，亡人衛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指石古乃（永中長子）。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事覺被誅。興定四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雲：「愛王終當奮發，今匿跡民間，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為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是金南遷之初，有自稱愛王者，其一在貞祐三年，正與《南遷錄》成書時相當。然此傳說之起，實遠在章宗之世，李心傳不信《南遷錄》者也，其所撰《朝野雜記》亦記愛王事！乙集》卷十九「女真南徙條」雲：

　　初，璟（章宗名）之立也，越王、鄭王皆有不平語，璟召鄭王殺之。（紹熙四月十一年）（整理者案原文如此）。越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越妃所生，葛王（謂世宗）愛之，賜以鐵券，璟惡之而不敢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為璟所殺（慶元三年五月）。璟死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璟所嬖內侍李黃門傳璟遺命，與尚書右丞撒罕勒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疑其為變，囚之真定。

　　案此條記事，雖略在《南遷錄》之後，然卷十三「雜事門」已有愛王之叛一條，雲：

　　愛王，葛王孫也。始，允恭既早世，葛王愛其兄越王，欲立之，既而不果。今主立，愛王遂謀叛，為其妻父僕散琦所告，事覺。乃以放牧會甯府為名，據上京以叛。明昌六年三月丁酉也，金主三召之不至，因結契丹、韃靼、蒙國以叛，取慈嶽等州，時越王在咸平，契丹檄金人，請立之為帝。金主徙王於慶陽，五月丁酉，賜王死，誅其家人八十余人，惟越王在焉。至今為金國患。僕散琦即承安四年來賀上生辰者。（明昌六年本朝慶元元年，承安四年本朝慶元六年，作此錄後數年，乃見有記虜中事者，以愛王為鄗王允恭之子。案允恭乃原王璟之父，淳熙十六年三月密劄下沿邊諸州，避其名諱甚詳，昔以為鄗王后，實誤甚矣）

　　案此條稱章宗為「今主」，則記此條時，章宗尚存。考《朝野雜記甲乙二集序），甲集成於嘉泰二年，乙集著手於嘉泰四年，而中斷于開禧元年，後複編次成書，至嘉定九年成而序之。則此條前半，當是嘉泰開禧間所記（當金章宗泰和四五年），而編末附記者，則嘉定間所續也。所記與《南遷錄》頗有異同，而亦有愛王結契丹、蒙古之說。惟《南遷錄》以愛王為鄭王子，李氏以為越王子。又所引記虜中事書以為鄗王子。案鄗王初封越王，宋人多以其初封呼之，是二說原無差異。允恭亦永中之音訛，此與《金史》所載愛王指石古乃之說，正相符合。

　　蓋三者同出一源。考金自明昌以後，北垂多事，三次遠征與築壕之役，前後數年，天下為之騷動。鎬、鄭二王適以此時先後被誅，而鎬王尤為無罪。民間不知徵調之因，因訛傳愛王作亂之說，此與錢少詹《金史考異》以明昌承安間兵事未見叛者主名，遂疑愛王實有其人，古今心理正複相同。實則當時擾邊者，為蒙古別部合底忻山只昆，而牽連及廣吉刺與阻鏷，《金史》宗浩、夾穀清臣、內族襄諸《傳》敘次甚明。余于《遼金時蒙古考》已詳著其事。愛王事之為訛言，不待論也。此訛言傳于本國，乃有劉全、劉二假借名義以倡亂。於十年或二十年之後傳於國外，別有井研李氏之記事，且為《南遷錄》附會之中心，更分派而為《大金國志》。至近世史學大家錢竹汀氏尚惑其說，亦可謂妖言也已。以其與皇統征蒙事相類，故附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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