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

太史公行年考

　　公姓司馬氏，名遷，字子長（案子長之字，《史記·自序》與《漢書》皆未載。揚子《法言·寡見篇》：「或問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又《君子篇》：「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子長二字之見於先漢人著述者始此，嗣是王充論衡的《超奇》《變動》《須頌》《案書》諸篇，張衡《應間》，皆稱司馬子長，或單稱子長。是子長之字，兩漢人已多道之，正不必以不見《史》《漢》為疑矣），左馮翊夏陽人也（案《自序》，司馬氏入少梁，在晉隨會奔秦之歲，即魯文公七年，周襄王之三十二年。越二百九十一年至秦惠文王八年，而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十一年，改少梁曰夏陽。自司馬氏入少梁迄史公之生，凡四百七十五）。《自序》雲：「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複典之，命南正重于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複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與武安君共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于華池（《集解》引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雲：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裡。

　　國維案：《水經注·河水注》：陶渠水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陽夏城西北四裡許，故司馬遷碑文雲高門華池，在茲夏陽城西北，漢陽太守殷濟精舍四裡所，此《索隱》所本也）。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昌生無澤（《漢書》作毋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集解》引蘇林曰：「長安北門。」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雲：「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裡。」國維案：《水經·河水注》：「陶渠水又南逕高門原，蓋層巒隳缺故流高門之稱矣。」又雲：「高門原東去華池三裡。」《太平寰宇記》：同州韓城縣下，引《水經注》高門原南有層阜秀出雲表，俗名馬門原。《正義》引《括地志》亦雲：「高門原俗名馬門原。」蓋亦本古本《水經注》，馬門原或以司馬氏塚地名矣）。喜生談，談為太史公（說見後）。」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曆書》：「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天官書》：「自漢之為天文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漢書·律曆志》：「元封七年造漢曆，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

　　又《公孫弘傳》論：「治曆則唐都、落下閎。」是唐都實與于太初改曆之役。考司馬談卒于元封元年，而其所師之唐都至七年尚存，則都亦壽考人矣）。受《易》于楊何（《儒林列傳》：《易》，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漢書·儒林傳》：「何字叔元。」）。習道論于黃子（《集解》：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案《傳》雲：「轅固生，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是黃生與司馬談時代略相當，徐說殆是也。談既習道論，故論六家要指，頗右道家，與史公無與。乃揚雄雲：「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班彪譏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認司馬談之說為史公之說矣）。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有子曰遷，即公是也。

　　漢景帝中五年，丙申，公生，一歲。

　　案《自序·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裡大夫司馬（此下奪「遷」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無此文，當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條當本先漢記錄，非魏、晉人語，說見後）。案：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苟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則當生於建元六年。然張守節《正義》於《自序》「為大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下雲：「案遷年四十二歲。」與《索隱》所引《博物志》差十歲。《正義》所雲亦當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隱》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張守節所見本作「年三十八」。三訛為二，乃事之常；三訛為四，則於理為遠。以此觀之，則史公生年，當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又案《自序》：「遷生龍門。」龍門在夏陽北。《正義》引《括地志》雲：「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裡。」而華池則在韓城縣西南十七裡，相去七十裡，似當司馬談時，公家已徙而向東北。然公自雲生龍門者，以龍門之名見於《夏書》，較少梁、夏陽為古，故樂用之。未必專指龍門山。下又雲：「耕牧河山之陽。」則所謂龍門，固指山南河曲數十里間矣。

　　武帝建元元年，辛醜，六歲。

　　五年，乙巳，十歲。

　　案《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引劉伯莊說，謂即《左傳》、《國語》、《世本》等書是也。考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間，是時，當已入官。公或隨父在京師，故得誦古文矣。自是以前，必已就閭裡書師受小學書，故十歲而能誦古文。

　　元光元年，丁未，十二歲。

　　二年，戊申，十三歲。

　　案《漢舊儀》（《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五引）：

　　「司馬遷父談世為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西京雜記》卷六文略同）考《自序》雲：「二十而南游江、淮。」則衛宏說非也。或本作二十，誤倒為十二，又訛二為三歟？

　　元朔元年，癸醜，十八歲。

　　三年，乙卯，二十歲。

　　案《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考《自序》所紀，亦不盡以遊之先後為次。其次當先浮沅、湘，窺九疑；然後上會稽；自是北涉汶、泗，過楚及梁而歸。否則既東複西，又折而之東北，殆無是理。史公此行，據衛宏說，以為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也。然公此時尚未服官，下文雲：「於是遷仕為郎中。」明此時尚未仕。則此行殆為宦學而非奉使矣。

　　又案：史公遊蹤見於《史記》者，《五帝本紀》曰：「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封禪書》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河渠書》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齊太公世家》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魏世家》曰：「吾適故大樑之墟。」《孔子世家》曰：「吾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徊留之，不能去雲。」《伯夷列傳》曰：「餘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雲。」《孟嘗君列傳》曰：「吾嘗過薛，其俗閭裡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信陵君列傳》曰：「吾過大樑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春申君列傳》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屈原賈生列傳》曰：「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蒙恬列傳》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穀，通直道，固已輕百姓力矣。」《淮陰侯列傳》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塚，良然。」《樊酈滕灌列傳》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塚。」《自序》曰：「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史公足跡，殆遍宇內；所未至者，朝鮮、河西、嶺南諸初郡耳。此上所引，其有年可考者，仍各系之於其年下；餘大抵是歲事也，是歲所曆各地，以先後次之如左：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屈原賈生列傳》）。浮於沅、湘（《自序》）。窺九疑（同上）。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湟（《河渠書》）。上會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蘇，望五湖（《河渠書》）。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春申君列傳》。據《越絕書》，則春申君故城宮室在吳）。適淮陰（《淮陰侯列傳》），行淮、泗、濟、漯（《河渠書》）。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自序》）。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孔子世家》）。厄困鄱、薛、彭城（《自序》）。過薛（《孟嘗君列傳》）。適豐、沛（《樊酈滕灌列傳》）。過梁、楚以歸（《自序》）。適大樑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傳》）。

　　又案《漢書·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饒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公從安國問古文尚書，其年無考。《孔子世家》但雲：「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鷁。」既雲早卒，而又及紀其孫，則安國之卒，當在武帝初葉。以《漢書·兒寬傳》考之，則兒寬為博士弟子時，安國正為博士；而寬自博士弟子補廷尉文學卒史，則當張湯為廷尉時。湯以元朔三年為廷尉，至元狩三年遷御史大夫，在職凡六年。寬為廷尉史，至北地視畜，數年，始為湯所知；則其自博士弟子為廷尉卒史，當在張湯初任廷尉時也。以此推之，則安國為博士，當在元光、元朔間。考褚大亦以此時為博士，至元狩六年猶在職。然安國既雲早卒，則其出為臨淮大守，亦當在此數年中。時史公年二十左右，其從安國問《古文尚書》當在此時也。又史公於《自序》中述董生語，董生雖至元狩、元鼎間尚存，然已家居不在京師。則史公見董生，亦當在十七八以前。以此二事證之，知《博物志》之「年二十八」為太史令，「二」確為「三」之訛字也。

　　元狩元年，己未，二十四歲。

　　元鼎元年，乙丑，三十歲。

　　案《自序》雲：「於是遷仕為郎中。」其年無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間。其何自為郎，亦不可考。

　　四年，戊辰，三十三歲。

　　案《封禪書》：「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後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後土，後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大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後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考《漢書·武帝紀》，是歲「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疇。……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後土祠于汾陰脽丘上。」則司馬談等議立後土乃十月事也。談為太史令始見此。

　　五年，己巳，三十四歲。

　　案《五帝本紀》：「餘嘗西至空同。」考《漢書·武帝紀》，是歲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畯。「遂逾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公西至空同，當是是歲十月扈從時事。

　　又案《封禪書》：「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畯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一郊見。』」案《漢書·武帝紀》：是歲十一月，立大畯于甘泉，天子親郊見。則太史談等議泰畯典禮，當在是月。

　　元封元年，辛未，三十六歲。

　　案《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于河洛之間」云云。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當在置郡之後。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還登封泰山；複東巡海上，自碣石至遼西，曆北邊九原，歸於甘泉。蓋史公自西南還報命，當在春間；時帝已東行，故自長安赴行在；其父談當亦扈駕至緱氏、崇高間，或因病不得從，故留滯周南，適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間也。史公見父後，複從封泰山，故《封禪書》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後複從帝海上，自碣石至遼西。故《齊太公世家》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又曆北邊九原，歸於甘泉，故《蒙恬傳》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直道者，自九原抵雲陽（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紀》所謂「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穀，直通之」者也。父談之卒，當在是秋，或在史公扈駕之日矣。

　　二年，壬申，三十七歲。

　　案《河渠書》：「余從負薪塞宣房。」考《漢書·武帝紀》，是歲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史公既從塞宣房，則亦從至緱氏、東萊、泰山矣。

　　三年，癸酉，三十八歲。

　　案《自序》，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裡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當作三十八，說見上），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考史公本夏陽人，而雲茂陵顯武裡者，父談以事武帝故，遷茂陵也。大夫者，漢爵第五級也。漢人履歷，輒具縣裡及爵。《扁鵲倉公列傳》有「安陵阪裡公乘項處」，敦煌所出新莽時木簡，有「敦德亭間田東武裡士伍王參」是也。或並記其年。敦煌漢簡有「新望興盛裡公乘□殺之，年卅八」，又有「□□中陽裡大夫呂年年廿八」。此雲茂陵顯武裡大夫司馬遷年三十八，與彼二簡正同。乙卯者，以顓項曆及殷曆推之，均為六月二日。由此數證，知《博物志》此條乃本于漢時簿書，為最可信之史料矣。

　　又案公官為太史公，《自序》具有明文。然全書中自稱及稱其父談皆曰「太史公」。其稱父為公者，顏師古及司馬貞均謂遷自尊其父，稱之曰公。其自稱公者，桓譚《新論》謂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見《孝武本紀》及《自序索隱》引）。韋昭則以為外孫楊惲所稱（見《孝武本紀集解》）。張守節《正義》則以為遷所自稱。案東方朔卒年雖無可考，要當在《史記》成書之前。且朔與公友也，藉令有平定之事，不得稱之為「公」。又秦漢間人著書，雖有以公名者，——如《漢書·藝文志》「易家」有《蔡公》二篇，「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名家」有《黃公》四篇、《毛公》九篇——然此或後人所加，未必其所自稱。則桓譚、張守節二說，均有所不可通。惟公書傳自楊惲，公與惲為外王父；父談，又其外曾祖父也。稱之為「公」，於理為宜。

　　韋昭一說最為近之矣。自易「令」為「公」，遂滋異說。《漢儀注》謂：「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太史公自序·集解》、《漢書·本傳注》如淳說，皆引此文。《西京雜記》卷六語略同，亦吳均用《漢儀注》文也）又雲：「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自序-正義》引《漢舊儀》。案《漢舊儀》與《漢儀注》本一書，皆《漢舊儀注》之略稱，衛宏所撰也）臣瓚駁之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集解》引）晉灼駁之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且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漢書·本傳注》引）虞喜《志林》又為調停之說曰：「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猶以舊名，尊而稱公也。」（《自序·索隱》引）

　　國維案：漢宮皆承秦制，以丞相、大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以奉常、郎中令等為九卿。中間名有更易，員有增省，而其制不變，終先漢之世，惟末置三師在丞相上，他無所聞。且太史令一官本屬奉常，與大樂、太祝、太宰、太蔔、大醫五令丞聯事，無獨升置丞相上之理。且漢之三公，官名上均無公字，何獨于太史稱太史公？史公《報任安書》雲：「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宋祁援此語以破衛宏，其論篤矣。且漢太史令之職，掌天時星曆（《續漢志》），不掌紀事。則衛宏序事如古春秋之說，亦屬不根。既不序事，自無受天下計書之理。晉灼謂衛宏所說多不實，其說是也。竊謂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見《茂陵中書》；公為太史令，見於《自序》。較之衛宏所記，自可依據。至太史令之秩，《漢書·百官公卿表》無文，或以為千石，《報任安書》：「鄉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秩千石，故比下大夫。」或以為八百石，《漢書·律曆志》：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曆，「有言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據此，則太史令秩八百石。或以為六百石，則《漢舊儀》（《北堂書鈔》卷三十五引）、《續漢書·百官志》皆同。又據《索隱》所引《博物志》，則史公時秩亦六百石。案史公自稱「僕嘗廁下大夫之列」，而《自序》又稱壺遂為上大夫（太初元年事）。

　　據《漢書·律曆志》，壺遂此時為大中大夫，而大中大夫秩千石。千石為上大夫，則八百石為中大夫，六百石為下大夫矣。漢時官秩，以古制差之，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當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當古上中下三卿，千石、八百石、六百石當上中下三大夫，五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當上中下士。《續漢志》引《漢舊注》（即《漢舊儀注》）：三公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元士四百石，則下大夫六百石審矣。又《漢書·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是亦隱以比二千石以上當古之卿，比六百石以當古大夫，比二百石以上當古之士。則下大夫之為秩六百石，蓋昭昭矣。臣瓚千石之說，別無他據。元鳳中，太史公張壽王之秩八百石，或以他事增秩。據史公所自述，自以六百石之說為最長矣。

　　四年，甲戌，三十九歲。

　　案《五帝本紀》：「余北過涿鹿。」考《漢書·武帝紀》，是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畯，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曆獨鹿、鳴澤，自代而還。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迺縣北界。」今案《漢書·地理志》，涿鹿縣在上穀，不在涿郡。然《五帝本紀·集解》引服虔雲：涿鹿在涿郡。是服虔固以獨鹿、涿鹿為一地。史公北過涿鹿，蓋是年扈蹕時所經。

　　太初元年，丁醜，四十二歲。

　　案《漢書·律曆志》：「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於是乃詔禦史曰：『乃者有司言曆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複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乃選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複。三複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曆；不藉，名曰陰曆。所謂陽曆者，先朔月生；陰曆者，朔而後月乃生。平曰：『陽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群臣便。』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複使校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複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曆，以平為太史丞」云云。如是，則太初改曆之議發於公，而始終總其事者亦公也。故《韓長孺列傳》言：「餘與壺遂定律曆。」《漢志》言：「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蓋公為太史令，星曆乃其專職；公孫卿、壺遂雖與此事，不過虛領而已。孔子言：「行夏之時」，五百年後卒行於公之手。後雖曆術屢變，除魏明帝、偽周武氏外，無敢複用亥、子、醜三正者。此亦公之一大事業也。

　　又案《自序》：「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云云。於是論次其文。是史公作《史記》，雖受父談遺命，然其經始則在是年。蓋造曆事畢，述作之功乃始也。

　　天漢元年，辛巳，四十六歲。

　　三年，癸未，四十八歲。

　　案《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遣李陵之禍，幽於縲絏。」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亦雲：「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然據《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及《漢書·武帝紀》、《李陵傳》，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蓋史公以二年下吏，至三年尚在縲絏，其受腐刑亦當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

　　太始元年，乙酉，五十歲。

　　案《漢書》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事當在此數年中。《鹽鐵論·周秦篇》：「今無行之人，一旦下蠶室，創未愈，宿衛入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云云，是當時下蠶室者，刑竟即任以事。史公父子素以文學登用，奉使扈從，光寵有加。一旦以言獲罪，帝未嘗不惜其才。中書令一官，設于武帝，或竟自公始任此官，未可知也。

　　又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有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禦史、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中書令即中書謁者令之略也。《漢舊儀》（《大唐六典》卷九引）：「中書令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漢書·佞幸傳》：「蕭望之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者。元帝不聽。」《成帝紀》：「建始四年春，罷中書宦者，置尚書員五人。」《續漢書·百官志》：「尚書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複故。」據此，似武帝改尚書為中書，複改士人用宦者；成帝複故。然《漢書·張安世傳》：「安世，武帝末為尚書令。《霍光傳》：「尚書令讀奏。」《諸葛豐傳》有尚書令堯。《京房傳》：「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事皆在武帝之後，成帝建始之前。是武帝雖置中書，不廢尚書；特于尚書外增一中書令，使之出受尚書事，入奏之於帝耳。故《蓋寬饒傳》與《佞幸傳》亦謂之中尚書。蓋謂中官之幹尚書事者，以別于尚書令以下士人也。《漢舊儀》（《北堂書鈔》卷五十七引）：「尚書令並掌詔奏，既置中書，掌詔誥答表，皆機密之事。」蓋武帝親攬大政，丞相自公孫弘以後，如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等，皆以中材備員，而政事一歸尚書。霍光以後，凡秉政者莫不領尚書事。尚書為國政樞機，中書令又為尚書之樞機。本傳所謂「尊寵任職」者，由是故也。

　　太始四年，戊子，五十三歲。

　　案公報益州刺史任安書在是歲十一月。《漢書·武帝紀》：是歲春三月，行幸大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還，幸建章宮。《書》所雲「會從上東來」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唆，《書》所雲「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者也。是報安書作於是冬十一月無疑。或以任安下獄坐受衛太子節，當在征和二年，然是年無東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與報書不合。《田叔列傳》後載褚先生所述武帝語日：任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是安於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報安書自在太始末審矣。

　　征和元年，己醜，五十四歲。

　　後元元年，癸巳，五十八歲。

　　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六十歲。

　　案史公卒年，絕不可考。惟《漢書·宣帝紀》載：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系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丙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此內謁者令，師古注雲：「內者署屬少府，不雲內謁者。」二劉《漢書刊誤》因以「謁」為衍字。又按《劉屈氂傳》有內者令郭穰，在征和三年，似可為劉說之證。然《丙吉傳》亦稱內謁者令郭穰，與《宣紀》同，然則果《宣帝紀》與《丙吉傳》衍「謁」字，抑《劉屈氂傳》奪「謁」字，或郭穰於征和三年為內者令，至後元二年又轉為內謁者令，均未可知也。如「謁」字非衍，則內謁者令當即中謁者令，亦即中書謁者令。《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然中謁者本漢初舊名。《樊酈滕灌列傳》：「漢十月拜灌嬰為中謁者。」《漢書·魏相傳》述高帝時有中謁者趙堯等，高後時始用宦官。《漢書·高帝紀》：「少帝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史記·呂後本紀》作大中謁者張釋，又稱宦官令張澤，自是一人。大中謁者乃中謁者之長，猶言中謁者令也。《成帝紀注》引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其言當有所本。《賈捐之傳》：「捐之言中謁者不宜受事。」此即指宣帝后中書令出取封事（見《霍光傳》）言之。是則中書謁者，武帝后亦兼稱中謁者，不待成帝始改矣。由是言之，《宣帝紀》與《丙吉傳》之內謁者令，疑本作中謁者令，隋人諱忠，改中為內，亦固其所。此說果中，則武帝后元二年郭穰已為中謁者令，時史公必已去官或前卒矣。要之，史公卒年雖未可遽知，然視為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也。

　　《史記》紀事，公自謂「訖于太初」。班固則雲「訖於天漢」。『案史公作《記》，創始於太初中，故原稿紀事以元封、太初為斷，此事于諸表中蹤跡最明。如《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皆訖於太初四年，此史公原本也。《高帝功臣年表》則每帝一格，至末一格則雲「建元元年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又雲「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以武帝一代截而為二，明前三十六年事，為史公原本，而後十八年事，為後人所增入也。《惠景問候者年表》與《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末，「太初已後」一格，亦後人所增，殊如《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封以前六元各占一格，而太初以後五元並為一格，尤為後人續補之證。表既如此，書傳亦宜然。故欲據《史記》紀事以定史公之卒年，尤不可恃。

　　故據《屈原賈生列傳》，則訖孝昭矣；據《楚元王世家》，則訖宣帝地節矣；據《曆書》及《曹相國世家》，則訖成帝建始矣；據《司馬相如列傳》，則訖成、哀之際矣。凡此在今《史記》本文，而與褚先生所補無與者也。今觀《史記》中最晚之記事，得信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傳》之李廣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後人續補也。史公雖居茂陵，然塚墓尚在夏陽。《水經注·河水注》：「陶渠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又曆高陽宮北，又東南曆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案：漢永嘉元四年，晉永嘉時又無漢陽郡。此雲：「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疑四字或誤）。《括地志》（《正義》引）：「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裡夏陽縣故東南」，與《水經注》合。又雲「司馬遷塚在高門原上」，則誤也。

　　史公子姓無考。《漢書》本傳：「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是史公有後也。女適楊敞。《漢書·楊敞傳》：「敞子忠，忠弟惲，惲母司馬遷女也。」又雲：「大將軍光謀欲廢昌邑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日：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案惲為敞幼子，則《敞傳》與延年參語之夫人，必公女也。廢立之是非姑置不論，以一女子而明決如此，洵不愧為公女矣。

　　史公交遊，據《史記》所載：《屈原賈生列傳》有賈嘉；《刺客列傳》有公孫季功、董生；《樊酈滕灌列傳》有樊它廣；《酈生陸賈列傳》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張釋之馮唐列傳》有馮遂（字王孫，《趙世家》亦雲「余聞之馮王孫」）；《田叔列傳》有田仁；《韓長孺列傳》有壺遂；《衛將軍驃騎列傳》有蘇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孫季功、董生（非仲舒）曾與秦夏無且遊。考荊軻刺秦王之歲，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見史公道荊軻事。又樊它廣及平原君子輩行亦遠在史公前。然則此三傳所紀，史公或追紀父談語也。自馮遂以下，皆與公同時。《漢書》所紀有臨淮太守孔安國、騎都尉李陵、益州刺史任安。皇甫謐《高士傳》所紀有處士摯峻。

　　史公所著百三十篇，後世謂之《史記》，《史記》非公所自名也。史公屢稱「史記」，非自謂所著書，《周本紀》雲：「太史伯陽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又雲：「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六國表》雲：「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又曰：「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天官書》雲：「餘觀史記，考行事。」《孔子世家》雲：「乃因魯史記作《春秋》。」《自序》雲：「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凡七稱「史記」，皆謂古史也。古書稱「史記」者亦然。《逸周書》有《史記解》；《鹽鐵論·散不足篇》雲：「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公羊疏》引《春秋說》（謂《春秋緯》）雲：「邱攬史記。」又引《閔因敘》雲：「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至後漢猶然。《越絕書》（四十）雲：「夫子作經，攬史記。」

　　《東觀漢記》（《初學記》卷二十一引）雲：「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後漢書》改「史記」為「國史」）。」《公羊》莊七年《傳》何休注雲：「不修春秋，謂史記也。是漢人所謂「史記」，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書》，明《太史公書》當時未有《史記》之名。故在前漢，則著于向、歆《七略》者，謂之《太史公》百三十篇；《楊惲傳》謂之《太史公記》；《宣元六王傳》謂之《太史公書》。其在後漢，則班彪《略論》、王充《論衡》之《超奇》《案書》《對作》等篇，宋忠注《世本》（《左傳正義》引），亦謂之《太史公書》；應劭《風俗通》謂之《太史公記》（見卷一及卷六），亦謂之《太史記》（見卷二）。是兩漢不稱《史記》之證。惟《後漢書·班彪傳》稱「司馬遷作《史記》」，乃範曄語；《西京雜記》稱「司馬遷發憤作《史記》」，則吳均語耳。稱《太史公書》為《史記》，蓋始于《魏志·王肅傳》，乃《太史公記》之略語。晉苟勖《穆天子傳序》，亦稱《太史公記》。《抱樸子內篇》猶以《太史公記》與《史記》互稱。可知以《史記》名書，始于魏、晉間矣。竊意史公原書本有小題而無大題，此種著述，秦漢間人本謂之「記」。《六國表》雲：「太史公讀秦記。」《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漢著記》百九十卷。後漢班固、劉珍等在東觀所作者，亦謂之《漢記》；蔡邕等所續者謂之《後漢記》。則稱史公所撰為《太史公記》，乃其所也。其略稱《史記》者，猶稱《漢舊儀注》為《漢舊儀》、《漢儀注》，《說文解字》為《說文》，《世說新語》為《世說》矣。

　　《史記》一書，傳播最早。《漢書本傳》：「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播焉。」其所謂「宣播」者，蓋上之於朝，又傳寫以公於世也。《七略》「春秋類」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宣元六王傳》：「成帝時，東平王宇來朝，上書求《太史公書》。」是漢秘府有是書也。《鹽鐵論·毀學篇》：「大夫曰：司馬子有言：『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見《貨殖列傳》）。」此桓寬述桑弘羊語。考桑弘羊論鹽鐵在昭帝始元六年，而論次之之桓寬，乃宣帝時人。此引《貨殖傳》語，即不出弘羊之口，亦必為寬所潤色。是宣帝時民間亦有其書。嗣是馮商、褚先生、劉向、揚雄等均見之。蓋在先漢之末，傳世已不止一二本矣。

　　漢世百三十篇往往有寫以別行者，《後漢書·竇融傳》漢光武賜融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又《循吏傳》；明帝賜王景《河渠書》是也。

　　記言記事雖古史職，然漢時太史令但掌天時星曆，不掌紀載。故太史公所撰書仍私史也。況成書之時，又在官中書令之後，其為史家著述甚明。故此書在公生前未必進禦。乃《漢舊儀注》（《自序·集解》引）雲：「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西京雜記》卷六同）。」《魏志·王肅傳》亦雲：「漢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二說最為無稽。《自序》與《報任安書》皆作于被刑之後，而《自序》最目有孝景、今上兩本紀；《報任安書》亦雲本紀十二，是無削去之說也。

　　《隋書·經籍志》「別集類」有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蓋後人所輯，書已久佚。今其遺文存者：《悲士不遇賦》，見《藝文類聚》卷三十；《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及《文選》；《與摯伯陵書》，見皇甫謐《高士傳》。《悲士不遇賦》，陶靖節《感士不遇賦》序及劉孝標《辨命論》俱稱之，是六朝人己視為公作；然其辭義殊未足與公他文相稱。若《與摯伯陵書》，則直恐是贗作耳。

　　《隋志》「子部五行家」載：梁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他書所引則作《素王妙論》。《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集解》、《北堂書鈔》卷四十五、《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及四百七十二各引一條。其書似《貨殖·列傳》，蓋取《貨殖傳》「素封」之語，故曰「素王」；非《殷本紀》「素王九主」之事，亦非仲尼素王之「素王」，殆魏、晉人所依託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