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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行年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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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姓司馬氏,名遷,字子長(案子長之字,《史記·自序》與《漢書》皆未載。揚子《法言·寡見篇》:「或問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又《君子篇》:「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子長二字之見於先漢人著述者始此,嗣是王充論衡的《超奇》《變動》《須頌》《案書》諸篇,張衡《應間》,皆稱司馬子長,或單稱子長。是子長之字,兩漢人已多道之,正不必以不見《史》《漢》為疑矣),左馮翊夏陽人也(案《自序》,司馬氏入少梁,在晉隨會奔秦之歲,即魯文公七年,周襄王之三十二年。越二百九十一年至秦惠文王八年,而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十一年,改少梁曰夏陽。自司馬氏入少梁迄史公之生,凡四百七十五)。《自序》雲:「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複典之,命南正重于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複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與武安君共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于華池(《集解》引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雲: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裡。 國維案:《水經注·河水注》:陶渠水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陽夏城西北四裡許,故司馬遷碑文雲高門華池,在茲夏陽城西北,漢陽太守殷濟精舍四裡所,此《索隱》所本也)。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昌生無澤(《漢書》作毋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集解》引蘇林曰:「長安北門。」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雲:「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裡。」國維案:《水經·河水注》:「陶渠水又南逕高門原,蓋層巒隳缺故流高門之稱矣。」又雲:「高門原東去華池三裡。」《太平寰宇記》:同州韓城縣下,引《水經注》高門原南有層阜秀出雲表,俗名馬門原。《正義》引《括地志》亦雲:「高門原俗名馬門原。」蓋亦本古本《水經注》,馬門原或以司馬氏塚地名矣)。喜生談,談為太史公(說見後)。」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曆書》:「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天官書》:「自漢之為天文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漢書·律曆志》:「元封七年造漢曆,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 又《公孫弘傳》論:「治曆則唐都、落下閎。」是唐都實與于太初改曆之役。考司馬談卒于元封元年,而其所師之唐都至七年尚存,則都亦壽考人矣)。受《易》于楊何(《儒林列傳》:《易》,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漢書·儒林傳》:「何字叔元。」)。習道論于黃子(《集解》: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案《傳》雲:「轅固生,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是黃生與司馬談時代略相當,徐說殆是也。談既習道論,故論六家要指,頗右道家,與史公無與。乃揚雄雲:「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班彪譏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認司馬談之說為史公之說矣)。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有子曰遷,即公是也。 漢景帝中五年,丙申,公生,一歲。 案《自序·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裡大夫司馬(此下奪「遷」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無此文,當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條當本先漢記錄,非魏、晉人語,說見後)。案: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苟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則當生於建元六年。然張守節《正義》於《自序》「為大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下雲:「案遷年四十二歲。」與《索隱》所引《博物志》差十歲。《正義》所雲亦當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隱》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張守節所見本作「年三十八」。三訛為二,乃事之常;三訛為四,則於理為遠。以此觀之,則史公生年,當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又案《自序》:「遷生龍門。」龍門在夏陽北。《正義》引《括地志》雲:「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裡。」而華池則在韓城縣西南十七裡,相去七十裡,似當司馬談時,公家已徙而向東北。然公自雲生龍門者,以龍門之名見於《夏書》,較少梁、夏陽為古,故樂用之。未必專指龍門山。下又雲:「耕牧河山之陽。」則所謂龍門,固指山南河曲數十里間矣。 武帝建元元年,辛醜,六歲。 五年,乙巳,十歲。 案《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引劉伯莊說,謂即《左傳》、《國語》、《世本》等書是也。考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間,是時,當已入官。公或隨父在京師,故得誦古文矣。自是以前,必已就閭裡書師受小學書,故十歲而能誦古文。 元光元年,丁未,十二歲。 二年,戊申,十三歲。 案《漢舊儀》(《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五引): 「司馬遷父談世為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西京雜記》卷六文略同)考《自序》雲:「二十而南游江、淮。」則衛宏說非也。或本作二十,誤倒為十二,又訛二為三歟? 元朔元年,癸醜,十八歲。 三年,乙卯,二十歲。 案《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考《自序》所紀,亦不盡以遊之先後為次。其次當先浮沅、湘,窺九疑;然後上會稽;自是北涉汶、泗,過楚及梁而歸。否則既東複西,又折而之東北,殆無是理。史公此行,據衛宏說,以為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也。然公此時尚未服官,下文雲:「於是遷仕為郎中。」明此時尚未仕。則此行殆為宦學而非奉使矣。 又案:史公遊蹤見於《史記》者,《五帝本紀》曰:「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封禪書》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河渠書》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齊太公世家》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魏世家》曰:「吾適故大樑之墟。」《孔子世家》曰:「吾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徊留之,不能去雲。」《伯夷列傳》曰:「餘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雲。」《孟嘗君列傳》曰:「吾嘗過薛,其俗閭裡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信陵君列傳》曰:「吾過大樑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春申君列傳》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屈原賈生列傳》曰:「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蒙恬列傳》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穀,通直道,固已輕百姓力矣。」《淮陰侯列傳》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塚,良然。」《樊酈滕灌列傳》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塚。」《自序》曰:「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史公足跡,殆遍宇內;所未至者,朝鮮、河西、嶺南諸初郡耳。此上所引,其有年可考者,仍各系之於其年下;餘大抵是歲事也,是歲所曆各地,以先後次之如左: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屈原賈生列傳》)。浮於沅、湘(《自序》)。窺九疑(同上)。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湟(《河渠書》)。上會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蘇,望五湖(《河渠書》)。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春申君列傳》。據《越絕書》,則春申君故城宮室在吳)。適淮陰(《淮陰侯列傳》),行淮、泗、濟、漯(《河渠書》)。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自序》)。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孔子世家》)。厄困鄱、薛、彭城(《自序》)。過薛(《孟嘗君列傳》)。適豐、沛(《樊酈滕灌列傳》)。過梁、楚以歸(《自序》)。適大樑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傳》)。 又案《漢書·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饒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公從安國問古文尚書,其年無考。《孔子世家》但雲:「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鷁。」既雲早卒,而又及紀其孫,則安國之卒,當在武帝初葉。以《漢書·兒寬傳》考之,則兒寬為博士弟子時,安國正為博士;而寬自博士弟子補廷尉文學卒史,則當張湯為廷尉時。湯以元朔三年為廷尉,至元狩三年遷御史大夫,在職凡六年。寬為廷尉史,至北地視畜,數年,始為湯所知;則其自博士弟子為廷尉卒史,當在張湯初任廷尉時也。以此推之,則安國為博士,當在元光、元朔間。考褚大亦以此時為博士,至元狩六年猶在職。然安國既雲早卒,則其出為臨淮大守,亦當在此數年中。時史公年二十左右,其從安國問《古文尚書》當在此時也。又史公於《自序》中述董生語,董生雖至元狩、元鼎間尚存,然已家居不在京師。則史公見董生,亦當在十七八以前。以此二事證之,知《博物志》之「年二十八」為太史令,「二」確為「三」之訛字也。 元狩元年,己未,二十四歲。 元鼎元年,乙丑,三十歲。 案《自序》雲:「於是遷仕為郎中。」其年無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間。其何自為郎,亦不可考。 四年,戊辰,三十三歲。 案《封禪書》:「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後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後土,後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大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後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考《漢書·武帝紀》,是歲「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疇。……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後土祠于汾陰脽丘上。」則司馬談等議立後土乃十月事也。談為太史令始見此。 五年,己巳,三十四歲。 案《五帝本紀》:「餘嘗西至空同。」考《漢書·武帝紀》,是歲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畯。「遂逾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公西至空同,當是是歲十月扈從時事。 又案《封禪書》:「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畯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一郊見。』」案《漢書·武帝紀》:是歲十一月,立大畯于甘泉,天子親郊見。則太史談等議泰畯典禮,當在是月。 元封元年,辛未,三十六歲。 案《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于河洛之間」云云。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當在置郡之後。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還登封泰山;複東巡海上,自碣石至遼西,曆北邊九原,歸於甘泉。蓋史公自西南還報命,當在春間;時帝已東行,故自長安赴行在;其父談當亦扈駕至緱氏、崇高間,或因病不得從,故留滯周南,適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間也。史公見父後,複從封泰山,故《封禪書》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後複從帝海上,自碣石至遼西。故《齊太公世家》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又曆北邊九原,歸於甘泉,故《蒙恬傳》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直道者,自九原抵雲陽(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紀》所謂「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穀,直通之」者也。父談之卒,當在是秋,或在史公扈駕之日矣。 二年,壬申,三十七歲。 案《河渠書》:「余從負薪塞宣房。」考《漢書·武帝紀》,是歲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史公既從塞宣房,則亦從至緱氏、東萊、泰山矣。 三年,癸酉,三十八歲。 案《自序》,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裡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當作三十八,說見上),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考史公本夏陽人,而雲茂陵顯武裡者,父談以事武帝故,遷茂陵也。大夫者,漢爵第五級也。漢人履歷,輒具縣裡及爵。《扁鵲倉公列傳》有「安陵阪裡公乘項處」,敦煌所出新莽時木簡,有「敦德亭間田東武裡士伍王參」是也。或並記其年。敦煌漢簡有「新望興盛裡公乘□殺之,年卅八」,又有「□□中陽裡大夫呂年年廿八」。此雲茂陵顯武裡大夫司馬遷年三十八,與彼二簡正同。乙卯者,以顓項曆及殷曆推之,均為六月二日。由此數證,知《博物志》此條乃本于漢時簿書,為最可信之史料矣。 又案公官為太史公,《自序》具有明文。然全書中自稱及稱其父談皆曰「太史公」。其稱父為公者,顏師古及司馬貞均謂遷自尊其父,稱之曰公。其自稱公者,桓譚《新論》謂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見《孝武本紀》及《自序索隱》引)。韋昭則以為外孫楊惲所稱(見《孝武本紀集解》)。張守節《正義》則以為遷所自稱。案東方朔卒年雖無可考,要當在《史記》成書之前。且朔與公友也,藉令有平定之事,不得稱之為「公」。又秦漢間人著書,雖有以公名者,——如《漢書·藝文志》「易家」有《蔡公》二篇,「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名家」有《黃公》四篇、《毛公》九篇——然此或後人所加,未必其所自稱。則桓譚、張守節二說,均有所不可通。惟公書傳自楊惲,公與惲為外王父;父談,又其外曾祖父也。稱之為「公」,於理為宜。 韋昭一說最為近之矣。自易「令」為「公」,遂滋異說。《漢儀注》謂:「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太史公自序·集解》、《漢書·本傳注》如淳說,皆引此文。《西京雜記》卷六語略同,亦吳均用《漢儀注》文也)又雲:「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自序-正義》引《漢舊儀》。案《漢舊儀》與《漢儀注》本一書,皆《漢舊儀注》之略稱,衛宏所撰也)臣瓚駁之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集解》引)晉灼駁之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且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漢書·本傳注》引)虞喜《志林》又為調停之說曰:「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猶以舊名,尊而稱公也。」(《自序·索隱》引) 國維案:漢宮皆承秦制,以丞相、大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以奉常、郎中令等為九卿。中間名有更易,員有增省,而其制不變,終先漢之世,惟末置三師在丞相上,他無所聞。且太史令一官本屬奉常,與大樂、太祝、太宰、太蔔、大醫五令丞聯事,無獨升置丞相上之理。且漢之三公,官名上均無公字,何獨于太史稱太史公?史公《報任安書》雲:「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宋祁援此語以破衛宏,其論篤矣。且漢太史令之職,掌天時星曆(《續漢志》),不掌紀事。則衛宏序事如古春秋之說,亦屬不根。既不序事,自無受天下計書之理。晉灼謂衛宏所說多不實,其說是也。竊謂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見《茂陵中書》;公為太史令,見於《自序》。較之衛宏所記,自可依據。至太史令之秩,《漢書·百官公卿表》無文,或以為千石,《報任安書》:「鄉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秩千石,故比下大夫。」或以為八百石,《漢書·律曆志》: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曆,「有言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據此,則太史令秩八百石。或以為六百石,則《漢舊儀》(《北堂書鈔》卷三十五引)、《續漢書·百官志》皆同。又據《索隱》所引《博物志》,則史公時秩亦六百石。案史公自稱「僕嘗廁下大夫之列」,而《自序》又稱壺遂為上大夫(太初元年事)。 據《漢書·律曆志》,壺遂此時為大中大夫,而大中大夫秩千石。千石為上大夫,則八百石為中大夫,六百石為下大夫矣。漢時官秩,以古制差之,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當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當古上中下三卿,千石、八百石、六百石當上中下三大夫,五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當上中下士。《續漢志》引《漢舊注》(即《漢舊儀注》):三公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元士四百石,則下大夫六百石審矣。又《漢書·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是亦隱以比二千石以上當古之卿,比六百石以當古大夫,比二百石以上當古之士。則下大夫之為秩六百石,蓋昭昭矣。臣瓚千石之說,別無他據。元鳳中,太史公張壽王之秩八百石,或以他事增秩。據史公所自述,自以六百石之說為最長矣。 四年,甲戌,三十九歲。 案《五帝本紀》:「余北過涿鹿。」考《漢書·武帝紀》,是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畯,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曆獨鹿、鳴澤,自代而還。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迺縣北界。」今案《漢書·地理志》,涿鹿縣在上穀,不在涿郡。然《五帝本紀·集解》引服虔雲:涿鹿在涿郡。是服虔固以獨鹿、涿鹿為一地。史公北過涿鹿,蓋是年扈蹕時所經。 太初元年,丁醜,四十二歲。 案《漢書·律曆志》:「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於是乃詔禦史曰:『乃者有司言曆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複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乃選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複。三複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曆;不藉,名曰陰曆。所謂陽曆者,先朔月生;陰曆者,朔而後月乃生。平曰:『陽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群臣便。』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複使校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複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曆,以平為太史丞」云云。如是,則太初改曆之議發於公,而始終總其事者亦公也。故《韓長孺列傳》言:「餘與壺遂定律曆。」《漢志》言:「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蓋公為太史令,星曆乃其專職;公孫卿、壺遂雖與此事,不過虛領而已。孔子言:「行夏之時」,五百年後卒行於公之手。後雖曆術屢變,除魏明帝、偽周武氏外,無敢複用亥、子、醜三正者。此亦公之一大事業也。 又案《自序》:「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云云。於是論次其文。是史公作《史記》,雖受父談遺命,然其經始則在是年。蓋造曆事畢,述作之功乃始也。 天漢元年,辛巳,四十六歲。 三年,癸未,四十八歲。 案《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遣李陵之禍,幽於縲絏。」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亦雲:「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然據《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及《漢書·武帝紀》、《李陵傳》,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蓋史公以二年下吏,至三年尚在縲絏,其受腐刑亦當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 太始元年,乙酉,五十歲。 案《漢書》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事當在此數年中。《鹽鐵論·周秦篇》:「今無行之人,一旦下蠶室,創未愈,宿衛入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云云,是當時下蠶室者,刑竟即任以事。史公父子素以文學登用,奉使扈從,光寵有加。一旦以言獲罪,帝未嘗不惜其才。中書令一官,設于武帝,或竟自公始任此官,未可知也。 又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有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禦史、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中書令即中書謁者令之略也。《漢舊儀》(《大唐六典》卷九引):「中書令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漢書·佞幸傳》:「蕭望之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者。元帝不聽。」《成帝紀》:「建始四年春,罷中書宦者,置尚書員五人。」《續漢書·百官志》:「尚書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複故。」據此,似武帝改尚書為中書,複改士人用宦者;成帝複故。然《漢書·張安世傳》:「安世,武帝末為尚書令。《霍光傳》:「尚書令讀奏。」《諸葛豐傳》有尚書令堯。《京房傳》:「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事皆在武帝之後,成帝建始之前。是武帝雖置中書,不廢尚書;特于尚書外增一中書令,使之出受尚書事,入奏之於帝耳。故《蓋寬饒傳》與《佞幸傳》亦謂之中尚書。蓋謂中官之幹尚書事者,以別于尚書令以下士人也。《漢舊儀》(《北堂書鈔》卷五十七引):「尚書令並掌詔奏,既置中書,掌詔誥答表,皆機密之事。」蓋武帝親攬大政,丞相自公孫弘以後,如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等,皆以中材備員,而政事一歸尚書。霍光以後,凡秉政者莫不領尚書事。尚書為國政樞機,中書令又為尚書之樞機。本傳所謂「尊寵任職」者,由是故也。 太始四年,戊子,五十三歲。 案公報益州刺史任安書在是歲十一月。《漢書·武帝紀》:是歲春三月,行幸大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還,幸建章宮。《書》所雲「會從上東來」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唆,《書》所雲「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者也。是報安書作於是冬十一月無疑。或以任安下獄坐受衛太子節,當在征和二年,然是年無東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與報書不合。《田叔列傳》後載褚先生所述武帝語日:任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是安於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報安書自在太始末審矣。 征和元年,己醜,五十四歲。 後元元年,癸巳,五十八歲。 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六十歲。 案史公卒年,絕不可考。惟《漢書·宣帝紀》載: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系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丙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此內謁者令,師古注雲:「內者署屬少府,不雲內謁者。」二劉《漢書刊誤》因以「謁」為衍字。又按《劉屈氂傳》有內者令郭穰,在征和三年,似可為劉說之證。然《丙吉傳》亦稱內謁者令郭穰,與《宣紀》同,然則果《宣帝紀》與《丙吉傳》衍「謁」字,抑《劉屈氂傳》奪「謁」字,或郭穰於征和三年為內者令,至後元二年又轉為內謁者令,均未可知也。如「謁」字非衍,則內謁者令當即中謁者令,亦即中書謁者令。《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然中謁者本漢初舊名。《樊酈滕灌列傳》:「漢十月拜灌嬰為中謁者。」《漢書·魏相傳》述高帝時有中謁者趙堯等,高後時始用宦官。《漢書·高帝紀》:「少帝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史記·呂後本紀》作大中謁者張釋,又稱宦官令張澤,自是一人。大中謁者乃中謁者之長,猶言中謁者令也。《成帝紀注》引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其言當有所本。《賈捐之傳》:「捐之言中謁者不宜受事。」此即指宣帝后中書令出取封事(見《霍光傳》)言之。是則中書謁者,武帝后亦兼稱中謁者,不待成帝始改矣。由是言之,《宣帝紀》與《丙吉傳》之內謁者令,疑本作中謁者令,隋人諱忠,改中為內,亦固其所。此說果中,則武帝后元二年郭穰已為中謁者令,時史公必已去官或前卒矣。要之,史公卒年雖未可遽知,然視為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也。 《史記》紀事,公自謂「訖于太初」。班固則雲「訖於天漢」。『案史公作《記》,創始於太初中,故原稿紀事以元封、太初為斷,此事于諸表中蹤跡最明。如《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皆訖於太初四年,此史公原本也。《高帝功臣年表》則每帝一格,至末一格則雲「建元元年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又雲「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以武帝一代截而為二,明前三十六年事,為史公原本,而後十八年事,為後人所增入也。《惠景問候者年表》與《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末,「太初已後」一格,亦後人所增,殊如《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封以前六元各占一格,而太初以後五元並為一格,尤為後人續補之證。表既如此,書傳亦宜然。故欲據《史記》紀事以定史公之卒年,尤不可恃。 故據《屈原賈生列傳》,則訖孝昭矣;據《楚元王世家》,則訖宣帝地節矣;據《曆書》及《曹相國世家》,則訖成帝建始矣;據《司馬相如列傳》,則訖成、哀之際矣。凡此在今《史記》本文,而與褚先生所補無與者也。今觀《史記》中最晚之記事,得信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傳》之李廣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後人續補也。史公雖居茂陵,然塚墓尚在夏陽。《水經注·河水注》:「陶渠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又曆高陽宮北,又東南曆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案:漢永嘉元四年,晉永嘉時又無漢陽郡。此雲:「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疑四字或誤)。《括地志》(《正義》引):「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裡夏陽縣故東南」,與《水經注》合。又雲「司馬遷塚在高門原上」,則誤也。 史公子姓無考。《漢書》本傳:「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是史公有後也。女適楊敞。《漢書·楊敞傳》:「敞子忠,忠弟惲,惲母司馬遷女也。」又雲:「大將軍光謀欲廢昌邑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日: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案惲為敞幼子,則《敞傳》與延年參語之夫人,必公女也。廢立之是非姑置不論,以一女子而明決如此,洵不愧為公女矣。 史公交遊,據《史記》所載:《屈原賈生列傳》有賈嘉;《刺客列傳》有公孫季功、董生;《樊酈滕灌列傳》有樊它廣;《酈生陸賈列傳》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張釋之馮唐列傳》有馮遂(字王孫,《趙世家》亦雲「余聞之馮王孫」);《田叔列傳》有田仁;《韓長孺列傳》有壺遂;《衛將軍驃騎列傳》有蘇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孫季功、董生(非仲舒)曾與秦夏無且遊。考荊軻刺秦王之歲,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見史公道荊軻事。又樊它廣及平原君子輩行亦遠在史公前。然則此三傳所紀,史公或追紀父談語也。自馮遂以下,皆與公同時。《漢書》所紀有臨淮太守孔安國、騎都尉李陵、益州刺史任安。皇甫謐《高士傳》所紀有處士摯峻。 史公所著百三十篇,後世謂之《史記》,《史記》非公所自名也。史公屢稱「史記」,非自謂所著書,《周本紀》雲:「太史伯陽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又雲:「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六國表》雲:「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又曰:「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天官書》雲:「餘觀史記,考行事。」《孔子世家》雲:「乃因魯史記作《春秋》。」《自序》雲:「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凡七稱「史記」,皆謂古史也。古書稱「史記」者亦然。《逸周書》有《史記解》;《鹽鐵論·散不足篇》雲:「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公羊疏》引《春秋說》(謂《春秋緯》)雲:「邱攬史記。」又引《閔因敘》雲:「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至後漢猶然。《越絕書》(四十)雲:「夫子作經,攬史記。」 《東觀漢記》(《初學記》卷二十一引)雲:「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後漢書》改「史記」為「國史」)。」《公羊》莊七年《傳》何休注雲:「不修春秋,謂史記也。是漢人所謂「史記」,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書》,明《太史公書》當時未有《史記》之名。故在前漢,則著于向、歆《七略》者,謂之《太史公》百三十篇;《楊惲傳》謂之《太史公記》;《宣元六王傳》謂之《太史公書》。其在後漢,則班彪《略論》、王充《論衡》之《超奇》《案書》《對作》等篇,宋忠注《世本》(《左傳正義》引),亦謂之《太史公書》;應劭《風俗通》謂之《太史公記》(見卷一及卷六),亦謂之《太史記》(見卷二)。是兩漢不稱《史記》之證。惟《後漢書·班彪傳》稱「司馬遷作《史記》」,乃範曄語;《西京雜記》稱「司馬遷發憤作《史記》」,則吳均語耳。稱《太史公書》為《史記》,蓋始于《魏志·王肅傳》,乃《太史公記》之略語。晉苟勖《穆天子傳序》,亦稱《太史公記》。《抱樸子內篇》猶以《太史公記》與《史記》互稱。可知以《史記》名書,始于魏、晉間矣。竊意史公原書本有小題而無大題,此種著述,秦漢間人本謂之「記」。《六國表》雲:「太史公讀秦記。」《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漢著記》百九十卷。後漢班固、劉珍等在東觀所作者,亦謂之《漢記》;蔡邕等所續者謂之《後漢記》。則稱史公所撰為《太史公記》,乃其所也。其略稱《史記》者,猶稱《漢舊儀注》為《漢舊儀》、《漢儀注》,《說文解字》為《說文》,《世說新語》為《世說》矣。 《史記》一書,傳播最早。《漢書本傳》:「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播焉。」其所謂「宣播」者,蓋上之於朝,又傳寫以公於世也。《七略》「春秋類」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宣元六王傳》:「成帝時,東平王宇來朝,上書求《太史公書》。」是漢秘府有是書也。《鹽鐵論·毀學篇》:「大夫曰:司馬子有言:『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見《貨殖列傳》)。」此桓寬述桑弘羊語。考桑弘羊論鹽鐵在昭帝始元六年,而論次之之桓寬,乃宣帝時人。此引《貨殖傳》語,即不出弘羊之口,亦必為寬所潤色。是宣帝時民間亦有其書。嗣是馮商、褚先生、劉向、揚雄等均見之。蓋在先漢之末,傳世已不止一二本矣。 漢世百三十篇往往有寫以別行者,《後漢書·竇融傳》漢光武賜融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又《循吏傳》;明帝賜王景《河渠書》是也。 記言記事雖古史職,然漢時太史令但掌天時星曆,不掌紀載。故太史公所撰書仍私史也。況成書之時,又在官中書令之後,其為史家著述甚明。故此書在公生前未必進禦。乃《漢舊儀注》(《自序·集解》引)雲:「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西京雜記》卷六同)。」《魏志·王肅傳》亦雲:「漢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二說最為無稽。《自序》與《報任安書》皆作于被刑之後,而《自序》最目有孝景、今上兩本紀;《報任安書》亦雲本紀十二,是無削去之說也。 《隋書·經籍志》「別集類」有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蓋後人所輯,書已久佚。今其遺文存者:《悲士不遇賦》,見《藝文類聚》卷三十;《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及《文選》;《與摯伯陵書》,見皇甫謐《高士傳》。《悲士不遇賦》,陶靖節《感士不遇賦》序及劉孝標《辨命論》俱稱之,是六朝人己視為公作;然其辭義殊未足與公他文相稱。若《與摯伯陵書》,則直恐是贗作耳。 《隋志》「子部五行家」載:梁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他書所引則作《素王妙論》。《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集解》、《北堂書鈔》卷四十五、《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及四百七十二各引一條。其書似《貨殖·列傳》,蓋取《貨殖傳》「素封」之語,故曰「素王」;非《殷本紀》「素王九主」之事,亦非仲尼素王之「素王」,殆魏、晉人所依託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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