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桐鄉徐氏《印譜》序

桐鄉徐氏《印譜》序

　　自許叔重序《說文》，以刻符、摹印、署書、殳書與大、小篆、蟲書、隸書，並為秦之八體，於是後世頗疑秦時刻符、摹印等各自為體，並大、小篆、蟲書、隸書而八。然大篆、小篆、蟲書、隸書者，以言乎其體也；刻符、摹印、署書、殳書者，以言乎其用也。秦之署書不可考，而新郪、陽陵二虎符，字在大、小篆之間；相邦呂不韋戈與秦公私諸璽，文字皆同小篆，知刻符、摹印、殳書，皆以其用言而不以其體言，猶《周官》太師之六詩，賦比興與風雅頌相錯綜。保氏之六書，指事、象形諸字皆足以供轉注、假借之用者也。秦書如是，秦以前書亦何獨不然！三代文字，殷商有甲骨及彝器，宗周及春秋諸國並有彝器傳世，獨戰國以後，彝器傳世者，唯有田齊二敦一簠及大樑上官諸鼎，寥寥不過數器。

　　幸而任器之流傳，乃比殷周為富。近世所出，如六國兵器，數幾逾百；其餘若貨幣、若璽印、若陶器，其數乃以千計；而魏石經及《說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為當時齊魯間書。此數種文字皆自相似，然並訛別簡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書求之，而同時秦之文字則頗與之異。傳世秦器作於此時者，若大良造鞅銅量（秦孝公十八年作）、若大良造鞅戟、若新郪虎符（秦昭王五十四年以後所作）、若相邦呂不韋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詛楚文（宋王厚之考為秦惠王后十二年作），皆秦未並天下時所作。其文字之什九與篆文同，其什一與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較之六國文字為近。余曩作《史籀篇疏證序》，謂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即以此也。世人見六國文字，上與殷周古文，中與秦文、下與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璽印、貨幣諸文字並自為一體，與六國通行文字不同；又疑魏石經、《說文》所出之壁中古文為漢人偽作，此則惑之甚者也。

　　夫兵器、陶器、璽印、貨幣，當時通行之器也；壁中書者，當時儒家通行之書也。通行之器與通行之書，因當以通行文字書之；且同時所作大樑、上官諸鼎，字體亦複如是，而此外更不見他體。舍是數者而別求六國之通行文字，多見其紛紛也。況秦之刻符、摹印、殳書，並用通行文字，則何獨于六國而疑之。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時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訛別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與魏晉、下與隋唐、中與江左不同；其中璽印、陶器，可比北朝碑碣；兵器貨幣，則幾與魏、齊小銅造象之鑿款矣。若是者，謂其書體之訛別也可，謂其非當時通行文字則不可；若謂之為偽，則尤不可也。

　　餘謂欲治壁中古文，不當繩以殷周古文；而當於同時之兵器、陶器、璽印、貨幣求之。惜此數種文字，世尚未有專攻之者。以餘不敏，又所見實物、譜錄至為狹陋，然就所見者言之，已足知此四種文字自為一系，又與昔人所傳之壁中書為一系。姑以壁中古文之同於四者言之，如..其小異大同者，如以上所舉諸例，類不合于殷周古文及小篆，而與六國遺器文字則血脈相通。漢人傳寫之文，與今日出土之器，校若剖符之複合，謂非當日通行此種文字，其誰信之。雖陶器、璽印、貨幣文字止紀人地名，兵器文字亦有一定之文例，故不能以盡證壁中之書；而壁中簡策，當時亦不無摩滅斷折。

　　今之所存，亦不無漢人臆造之字，故不能盡合，然其合者固已如斯矣。

　　然則兵器、陶器、璽印、貨幣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國文字之惟一材料，其為重要，實與甲骨、彝器同。而璽印一類，其文字、制度尤為精整，其數亦較富。然今世譜錄，不過上虞羅氏、皖江黃氏、錢唐陳氏數家。

　　羅氏所藏，屢聚屢散；黃氏物亡於胠篋；而陳氏之藏則歸於桐鄉徐君齋。齋複汰而益之，丙寅秋日，出其所為新譜，索序于餘。餘讀而歎其精善，如上所舉證容履碣諸古文並出此譜。齋之于古器物、古文字之學，可謂知所務矣。余近于六國文字及璽印之學頗有所論，因書以弁其首，世之治文字學者以鑒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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