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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朝金文著錄表》序

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一盛于宋，而中衰於元、明。我朝開國百年之時，海內承平，文化溥洽。乾隆初，始命儒臣錄內府藏器，放《宣和博古圖》，為《西清古鑒》。海內士夫聞風承流，相與購致古器，搜集拓本。其集諸家器為專書者，則始于阮文達之《集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而莫富於吳子宓閣學之《捃古錄金文》。其著錄一家藏器者，則始于錢獻之別駕之《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而訖於端忠敏之《陶齋吉金錄》。著錄之器，殆四倍于宋人焉。數十年來，古器滋出。其新出土者，與以前散在人間未經著錄者，又略得著錄者之半。 　　光緒間，宗室伯羲祭酒廣搜墨本，擬續阮、吳諸家之書。時郁華閣金文拓本之富，號海內第一。然僅排比拓本，未及成書也。稍後，羅叔言參事亦從事于此。其所搜集者，又較祭酒為多。辛亥國變後，祭酒遺書散出，所謂郁華閣金文者，亦歸於參事。合兩家之藏，其富過於阮、吳諸家遠甚。汰其重複，猶得二千通，可謂盛矣。國維東渡後，時從參事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參事屬分別其已著錄者與未著錄者，將以次編類印行。又屬通諸家之書，列為一表。自甲寅孟夏，訖于仲秋，經涉五月，乃始畢事。書成，都六卷。 　　長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數名，或一文而數器。其間比勘一器，往往檢書至十餘種，閱拓本至若干冊。窮日之力，不過盡數十器而已。既具稿，複質之參事，略加檢定。然著錄之器，既以千計，拓本之數，亦複准之。文字同異，不過豪厘之間；摹、拓先後，有工拙之別。雖再三覆勘，期於無誤，然複重、遺漏，固自不免。庶竺古君子董而教之。 　　甲寅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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